歐威爾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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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到今年剛好整整二十個年頭。

那年我仍在部隊服役，我們支援別的部隊演習，我身上特意帶著歐威爾的《1984》，趁著空餘閱讀，恐懼與疑惑經常在腦海湧現。就當日而言，冷戰依舊進行， 這個控制思想奴役人心的極權型態，的確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實現。但沒想到過不了幾年，共產主義在東歐竟然全面倒塌，還好《1984》裡恐怖的意境終究沒有真 正應驗。當今猶存的共產國家也在政策上改弦更章，變得較有彈性。

最近我才發現，歐威爾本人對評論家將《1984》當成預言，並不贊同。他諷刺與控訴的意圖遠超過所謂的預言，就像《動物農莊》一樣，是他對史達林主義深惡痛絕的產物，雖然這兩部小說結構、筆法大不相同，但都表達了他深層的恐懼與批判。


歐威爾其實是個假名，他的本名叫Eric Blair，和當今的英國首相布萊爾同姓。要到1933年他而立之年，出版第一部作品，他才開始使用這個名字。他的處女作可算是一部雙城記，但並非虛構， 而是他在兩座大城掙扎生存的紀錄，書名叫《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原本他把這份手稿交給朋友毀棄，但他的朋友卻將之轉給一個出版商。出版商建議這本書應該修訂一番，且不以真名示人。布萊爾先生接受了提 議，他在倫敦期間曾有一段當流浪漢的經歷，經常使用假名，於是討論之後便拍板定案，George Orwell就這麼誕生，日後他的聲名就由此而奠定。書籍終於出版，評論家的反應也不錯，但銷路還沒好到他可以放下教職。


我手上的中文譯本《流浪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已近似古董，民國五十九年三月間由大林書店出版，還是第一版。直到去年四月間我才第一次讀完，連我都感驚訝，這本書擱置良久才見天日。從 緬甸回國不久，1929年春天他到了巴黎，剛開始以教授英文謀生，但並未持續，末了他找到一份底層的工作，在一家飯店擔任洗碗工人。

書中談到他寫作的心境，他說：「貧窮是我要寫的東西，在這個貧民區裡，我首次與貧窮發生了接觸。藏污納垢，奇異生活的貧民區，是我認識貧窮的第一個課題， 也是我自己生活經驗的背景。」貧窮在他筆下刻苦銘心，處處可見歐威爾在拮据之下蒸餾出的無奈與嘆息，但貧窮並未使他失去幽默，我想那也是在黑暗中度日的生 存之道。下層社會正如他所描繪的，在此藏污納垢，不單是物質表象，也是人內在狀態。但這裡湧現著一種鮮活怪誕的活力，就好像蟑螂超凡的適應力一般，再惡質 的環境，仍能生存繁衍。在巴黎他還有工作，但倫敦的部分，他連底層的工作也沒了，他成了居無定所的流浪漢，到處漂流。這些淪落的經驗日後對他社會主義的信 仰，有相當的關連。


其實選擇貧窮，與那些受壓抑的困苦人為伍，是他自己的選擇。他在一本書中《至維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透露，當時他要逃離的不只是帝國主義，也是每一種對人宰制的形式。要反對這等勢力或當權者，就是要站在受壓制者這邊，他說：「當時失敗對我而 言，似乎就是唯一的美德。」正因為他拒絕他原本成長的社會階層，使他選擇底層的生活。在巴黎與倫敦的經驗，也塑造他日後創作的風格，新聞性強於文學性的風 格。


至今我還有一點微薄的印象，第一次讀到《射象》(Shooting an Elephant)的故事，從一個大學的英文讀本裡發現的，我很認真查了字典。他記述緬甸人對他濃厚的敵意，同時他對英國當局頗感不滿，他的工作一直困 擾、糾纏他的良心。最近重溫其中細節，對他身為皇家警察的羞恥，對充任殖民地剝削者兩難的處境特別有領會。那種糾結的兩難，在一個射殺大象的事件上表露無 疑。

但他怎會跑到緬甸當警察呢?為何選擇一個叫他良心糾結的工作呢?


布萊爾生在印度，一個不高不低中產階級的家庭，表面不錯，但收入永遠不足支撐他們表面的階層，所以階級之間的界線與糾葛，也就縈繞在他們的生活周圍。他六 歲的時候很喜歡鄰居的小女孩，她爸爸是個水管工人，布萊爾的母親對此非常警覺，害怕兒子和工人女兒走得太近，會讓他染上粗野的腔調。這個例證很能顯示英國 中產者階級的焦慮。

1917年他進了Eton，這個培養精英的學校，但表現並不出色，他的鬆弛使他遠遠落後，班上十三個人，他排名倒數第二。於是進牛津大學的獎學金無望，只 能另謀出路。他父親曾在殖民地印度擔任公職，也許這正是他選擇到國外發展的主因。於是，1922年十月間他啟程前往緬甸擔任皇家警察，年十九歲，在那裡待 了五年左右。這五年的歲月是個痛苦的旅程，對於緬甸的殖民社會或者英國當局，他都顯得格格不入。

今天來檢視Owell的一生，仍可感受他憂鬱而矛盾的性格，他的生命雖然短暫，但卻是相當特殊多彩，起伏巨大。終其一生，他似乎一直在抗拒舒適、僵化的英 國型態的生活方式，無論是到緬甸當警察、在法國做洗碗工人、在倫敦流浪、參與西班牙內戰等，他都是以行動來實踐理想。向來他也有意和當代文化主流保持距 離，無論在倫敦或西班牙，都甚少和著名的文人來往。他曾經自道：「我和文學圈裡的人沒有太多廝混，因為我從經驗得知，因為一旦碰見或對什麼人談過話，就無 法再對他顯示知識的殘酷(intellectual brutality)，即使我覺得應該如此。」像一位評論家所指出的，他和別人相處雖然溫和，但他的文字卻是處處銳利而強悍，有時候不免給人不詢情面冷酷 的印象。

1936年元月間就在他完成了新小說之後，Orwell接受一個出版商的使命(也就是出版他《流浪記》的出版商)，要他到英格蘭北方探訪礦工的社區，撰寫 一部工人階層的生活報導。這次的旅程主要的收穫就是完成了《至維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根據評論家的說法，這本書奠定了他日後政治作家的地位。其實這段期間，根據友人的說法，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期間他和一位女士 Eileen Oshaughnessy結婚，他搬到Wallington這個地方，在他租賃的小屋中一邊寫作，一邊做點小生意，還畜養家禽、種植蔬菜，生活十分愜意。

但快樂的日子維持不久，當年七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十二月間就在他完成《至維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的手稿，便旋即趕到西班牙，當時他才結婚六個月左右。原本他是想到那裡擔任新聞通訊員，報導內戰的狀況，但經過對各地自願軍的觀察，他覺得自己 更適合參戰，於是他從觀察者變成了介入戰事的共和軍。他加入了一個民兵組織POUM(the 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on Marxista)─馬克思主義者聯合勞工黨。

戰事爆發的開頭，英國大約有兩千位志願軍參戰，和各地的志願軍一樣，他們都認為法朗哥對民主共和的危害。這些人有工人、知識份子、無政府主義者、還有各類 共產主義教條主義份子，可以說是支雜牌軍，出於對社會主義的理想與熱情，而加入戰事。英國詩人中參戰的，較出名的有Ｗ. H. Auden、Stephen Spender等人。

但是初抵西班牙的Orwell在政治上仍然十分天真，他對左翼間的派系無法分辨，對其內部的鬥爭毫不知悉，以為在反法朗哥、反法西斯的旗幟底下，大家都是 兄弟，他以為這些人像他一樣，是為了人類共同的道德情誼〈Common Decency〉來此。當然，在戰事初期的階段，他的確預嚐到一點無階級分別的社會平等，在他日後的著作《向卡塔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提到這段珍貴的經驗，當時從將軍到小兵大家領的是同樣的薪資、吃同樣的食物、穿同樣的衣服，就是下命令也是基於同志間平等的關係，但 同時他也承認這支部隊紀律很差。而這種大雜燴的組合雖有理想，但內部分歧，加上紀律鬆弛，比起法郎哥部隊相對目標清楚、戰鬥紀律較高，共和軍最後兵敗是可 以預期的。

內戰初期，他從西班牙寫信給他的朋友，承認他對社會主義的認同。但隨著戰事擴大，那些美好的狀況漸次退色，左翼派系間的鬥爭與險惡逐漸浮現，他發現共產黨 內部的宣傳機器一直對POUM扣帽子、貼標籤，定他們是法西斯同路人，和法朗哥狼狽為奸等等罪名，結果導致其成員紛紛被捕，領導人被暗中處決，成為內部政 治鬥爭的受害者。他發現POUM和無政府主義者都期盼在西班牙行社會主義的革命，但蘇維埃當局的意願剛好相反，他們企圖消滅革命。這些事件使得他認識在反 法西斯的宣傳背後，史達林極權殘酷不仁的本質。原來法西斯固然惡毒，史達林的共產黨也毫不遜色。

1937年五月他中彈受傷，子彈射穿他的喉嚨，幸好沒打中頸椎，差點就打到頸動脈，只差一點點距離他就喪命。他被迫和他的妻子逃離西班牙，之後他對這個戰 爭的貢獻，就是以記實的手法回顧西班牙內戰，把他看見的真相披露給世人。然而，他並未因此放棄社會主義，他的社會主義信仰比較不具意識形態。要到他寫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有的評論家才認為他背離了社會主義。

1947年他寫了一篇文章《我為何寫作》(Why I Write)，回顧他寫作的歷程與動機。文中結尾的部分，他談到寫《Homage to Catalonia》的一個插曲，書中有一章特別冗長的篇幅，充滿了各類報紙引文，主要就是為內戰中的托派辯護（POUM當時就是被歸類為 Troskist）。Orwell提到當時一位他尊敬的評論家質疑他的做法，認為如此會讓一本好書淪為新聞報導，他也同意評論家的說法，但他別無選擇，因 為當時的英國對此毫無知悉，他們是無辜的，那些罪名是虛假的指控。

我相信這正是他良心與正直明確的宣言，就像Lionel Ｔrilling(前哥大的教授，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在本書美國版的序言中所言，Orwell雖不是天才或天生的作家，但他卻以一種單純、直接、無偽的智 慧來面對世界。Trilling稱呼這類型的作家為典型的代表（Figure），他們導引讀者感知作品背後站立的道德人格。所以有位英國的作家Ｖ. S. Pritchett稱許他是我們「一代蕭瑟的良心」，也許我們可以說，他的確是文如其人。

在《我為何寫作》(Why I Write)一文中，Orwell提出四個寫作的動機，除了謀生吃飯之外，有純然的自我（Sheer egotism）、美學的狂熱（Aesthetic enthusiasm）、歷史的衝動（Historical impulse）、及政治的目的（Political purpose）。他說他個人前三個動機遠超過第四個，但他所處的背景，及日後的經歷，使他理解工人階層的存在，也使他對權威的痛恨加劇，特別是西班牙內 戰的經驗，使他的寫作逐漸形成了第四種動機。

Orwell在文中透露，從小就有成為作家的意願，但有一段時間他幾乎想放棄這個念頭，甚至日後等他開始決心創作，認識他的友人都覺得無法恭維，他們覺得 他的文字笨拙，Orwell能在文字上形成風格，當然是日後錘鍊的結果。夏志清先生在一篇文章裡指出，評論家George Steiner認為《1984 》屬於那種讀一遍忘不了（One-time-unforgettable）的作品，但等年紀大了再讀，就發現它毛病不少。就其藝術成就來說，也比不上 Arthur 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一本討論三零年代蘇聯大清洗黑案情狀的小說。不管評論家的意見如何，《1984》的影響力卻仍然遠超其他著作。

Orwell書寫的經驗相當坎坷，出版發表也不順暢。前面我提到他的第一本著作《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差點泡湯，還好他的朋友適時挽救。他的第二本報導之作《至維根碼頭之路》，也是由同一個出版商發行。但這位出版商卻拒絕出版《向卡塔羅尼 亞致敬》，當時書還未動筆，可見出版商對Orwell的政治態度與行動無法認同。

Orwell於1944年二月間完成《動物農莊》，雖然他已經具有知名度，但這次出版卻有困難，有些出版商認為時機不對，因為大戰尚未結束，大英帝國和蘇 聯之間仍有盟友關係。要到1945年夏季，書才得以出版。1944年是Orwell非常多產的時候，也就是在當年，他讀到一位流放的俄羅斯作家作品 《We》：一本反烏托邦的小說，引起他極大的興趣，1984年的構思靈感和這本書有相當關係。

1947年十月間在靠近蘇格蘭海岸的島嶼上，Orwell完成了《1984》的草稿，1946年底他搬到這個Juro島上來，有幾位Orwell傳記的作 家都說，這個島嶼的天氣和不便是促成他早逝的原因。很難想像他會跑到那個島上去養病。 1949年六月《1984》出版，立刻成為暢銷書，也成為美國「Book of the Month Club」的選書。就在他去世之前三個月，1949年十月13日他和一位認識幾年的女士Sonia Brownell結婚，似乎讓他享受了短暫的幸福，但婚姻並未能挽救他的病情，1950年元月他因肺癆死在病房中，享年46歲。

時空的落差雖然存在，閱讀總能產生新的發現，這就是古典能歷久而彌新之效，當然閱讀的人有了新的視野，古典也能因應、創造全新的體會。閱讀期間我想起 1984裡幾句響亮而搶眼的新語言（Newspeak）：戰爭就是和平、自由便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那不只是描繪極權宣傳機器製造的災難，那也可能是假 冒民主，實為民粹所創造的幻覺，沒有清醒的靈魂，就會失去正常的免疫，而深陷騙局。投票的權利雖然可貴，但投票卻不一定產生真實的民主。也許George Orwell的壽命不長，但作為一位政治作家，其作品與人格展現的澄澈，如同水晶的精神，在這個紛亂的時代，仍然深富價值。



延伸閱讀

流浪記
喬治歐威爾
大林出版社

Ｔhe Road to 1984
By Peter Lewis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The Orwell Reader
By George Orwell
Harcourt Brace& Company

The Company of Critics
By Michael Walzer
Publish by Basic Books

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
Selected Essays of Lionel Trilling
By FSG

夏志清文學評論集
夏志清著
聯合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