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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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ken China

by Pete Engardio, Dexter Roberts, Frederik Balfour, and Bruce Einhorn

北京沒辦法把環境弄乾淨，止住股市投機、管轄它的眾公司。這些問題可以讓它 無法變成下一個世界強權。

當中國的官僚機器開始動作的時候，場面相當壯觀。中國大陸在超短時間動員人力與資金完成龐大任務的非比尋常能力，就是它三十年來可以每年成長9.5%的原 因。這也是中國為什麼變成從T恤到電視的出口巨人；成為世界上成長最快的消費者市場；累積足夠的財富來收購南美洲的礦藏、IBM的電腦分部、與美國私人股 權投資公司黑石集團的大量股權。在2008年奧運舉辦之前，北京有辦法完成所有的體育館、高速公路、旅館嗎？當然沒問題。甚至中國選手會贏得絕大多數的獎 牌應該也是預料中事。


那麼為什麼，這個同樣的政府沒有辦法扼止商社出口危險的污染海鮮、牙膏、藥物，雖然多年來一直有本土與外國的專家不斷的警告呢？層出不窮中國產品不安全的 頭條新聞，揭露的是一個驚人的事實：更進一步探討中國經濟奇跡，龐大的行政失敗到處都是。產品安全只是北京執法失敗的冰山一角，它還在製造、環境保護、著 作權與資本市場等管理上束手無策。

同樣的共產黨機器可以極有效率地監督網路，卻無法阻止北京中心的小販販賣仿冒的卡拉威高爾夫球棍、假的iPod，雖然北京自1990年代開始就不斷向華府 保證會行使智慧財產權的法規。上海的股票市場也許是世界最熱，擁有最尖端的無紙交易系統，但它在1990年開幕時，是一個只有八家上市公司的賭場，多年來 經過微弱的規範，現在它是一家更大的賭場，擁有1118家上市公司。北京宣布各種環保方案，但重度污染的工廠、燃煤的火力電廠仍然一家一家興建起來。該黨 談了數十年說要建立一個社會安全網路，但就在受薪階級逐漸老去，政府對於醫療、教育與退休金的投資卻遠遠不足以應付即將來臨的危機。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OECD）的報告，中國在投資與研發上比日本還下更多血本，然而發明發現的紀錄卻相當微不足道。

瓶頸
中國的觀察家認為這些缺點不過是一個國家從統制經濟快速變成自由市場的成長陣痛。但現在，跡象更清楚地表明，這些與其他的結構性問題，中國政府並沒有在面 對。藉著發展新的出口工業、投資公共建設計畫使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快速升高的成功政策，卻也是阻礙中國經濟無法向更高階段發展的原因。在不計代價 追逐成長的過程之中，中國卻沒有投資在基本、人人負擔得起的健保系統，以及可以在全國有效執行環保、安全、公司管理法規的機制。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的是 資源重大的轉移，也就是轉移中國目前投注在資本計畫之中的資源。當北京想讓經濟降溫的時候，它卻擔心會減少每年投入就業市場數百萬年輕人的工作機會。北京 人民大學的經濟學家陳秀山說：「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是根據出口擴張的簡單概念。然而這個模式卻已經到了瓶頸了。」

另一個更糾結的問題是中國的權力結構系統。雖然北京擁有政治的專斷權，地方的共黨幹部卻可以在社會與經濟事務上自行其是。他們擁有巨大的升遷與自肥動機要 促成GDP的成長，他們往往是藉由貪贓枉法以及塞給公司行號各種好處來達到。結果是，中國建造出一個似乎與改革完全絕緣的機器。即使北京好意要解決問題： 例如無法飲用的水、無法呼吸的空氣，它也被成千上萬的地方幹部給阻擋，因為對後者而言，現行的系統最能保障他們的既得利益。

北京知道它必須改弦更張。中國1.2兆美金的外匯儲備－－任何國家有使以來最高的紀錄－－以及不斷升高的貿易順差，看起來好像中國很強，但其實卻是中國過 度依賴出口、內需太弱、以及金融系統太過原始的證明。而社會服務系統幾乎絕跡，讓都會與鄉村地區的收入差距更大，這是具有政治爆炸力問題。胡錦濤提及古典 的儒家思想，不斷地強調要達成「和諧社會」，暗示的是今日的中國就是個絕非和諧的社會。在三月的時候，總理溫家寶說中國經濟「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 能永續」。

功能障礙的行政系統
中國政府官員還是有在做事，他們宣布了一連串框正的措施。今年就關了180家非法食品廠。行政命令要求公家機關必須使用合法的軟體，讓盜版的市場佔有率從 2001年的92%下降到82%。北京也宣布了新的健保方案，試圖管理不覊的股票市場，並且通過了嚴格的環境法規。單單在2006年就有三萬名官員因貪污 而被起訴。

如果這些改革的計畫失敗，小心了。從華盛頓到東京，各國的假設都是中國正在變成一個現代市場經濟、朝向成為負責任的國際公民的軌道上行進。但假如這些問題 不能解決，世界就要跟一個不能保證產品安全、控制盜版、減輕污染的巨大貿易夥伴一起生活。中國可能繼續快速成長，但卻是一個無法正常行政的版本，而它是否 會成為一個經濟超級強權，產生縱橫全球的品牌、並足以在發明上挑戰西方的公司－－像一個服了類固醇的日本－－卻很成問題。

中國並不缺乏改善這些問題的資金，它也有規範環境保護、醫療健康與工人安全的法律架構。但中國缺乏的是改變政治結構的決心，這個結構讓到高層到最低層小村 幹部都對經濟生活的許多層面有巨大的影響力。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的創立人，劉開明說：「中國的法律可以與世界上最好的國家相比，但卻沒辦法完全執行， 因為地方政府想討好公司的老闆。」更有甚至，幾乎沒有中國企業證明它們可以不只製造廉價的日常用品，而在世界舞台上以自己發明的物品行銷國際，這遠遠超過 他們狹窄的經理眼光所能想像，也不是北京有暇疵的高科技政策可以創造。

中國的廉價品經濟根源於1980至1990年代所定下來政策，當時決策的目標是要加速中國的起飛。已故的重量級領袖鄧小平宣布「致富光榮」，放行的是全國 的大小幹部，讓他們得以脫下毛裝作起生意，通常是成為仲介商或介入國營企業的經營。北京也讓省區與鄉村的幹部可以經營地方的發展與社會服務事務，例如教育 與醫療。只有兩個條件：對黨忠心、達到經濟成長的目標。

這個系統廣達中國657個城市、2862個縣、41636個村。因為一個幹部的表現的70%都是靠GDP成長率來決定，密西根大學的漢學家李侃如 （Kenneth G. Lieberthal）說，所以這些黨員幹部會給地方生意人特別的好處。這些好處包括低利率的代款、土地、執照、免於競爭者的保護、免受法規束縛的特別通 融。而收取賄絡的機會所在多有。李侃如說：「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如果你的地方富起來，你也就有錢了。中國共產黨應該改名為中國官僚資本主義黨。」

而中國公司所有權的模糊性質，加劇了利益衝突。官方的說法是，國營企業只佔中國經濟的三分之一，比較起來，二十年前這個數字是80%，然而這個數字是非常 誤導的，因為它只包含了以北京為基地的官府所直接控制的公司。事實上，許多中國的公司與村、縣、省的政府都有金融上的關係。在某些層面，這個可以讓中國龐 大官僚系統裏的個人，與經濟成長有唇齒相依的關係，是非常高明的政策。大型的工業計畫可以用極快的速度就完成，而基礎建設可以平順地興建，不會有土皇帝出 來擋路。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丹尼爾羅森（Daniel H. Rosen）則估計，在西方要花四年的時間才能蓋成一座鋁的冶鍊爐，在中國只要一年就可以。

執法的掙扎
然而這些紅色資本家，卻演化成為一個有錢有勢的菁英階級，他們最大的利益就是在維持現狀。真正的私人資本主義市場，不會允許官員把銀行貸款與股票上市分給 自己的親信。中國的軟體工業可以經著作權的保障而發達起來，但卻在地方上就被地方幹部給阻擋了，因為這些人對於保障盜拷工作權與盜版的利潤更有興趣。雖然 北京中央撥給省級學校與診所經費，但其中有許多不知道被污到哪裏去。中國審計部的報告指出，約有10%的中央政府被稽核的經費中－－包括要退休金、醫療補 助、失業金－－都被轉移給公司的非法貸款、興建美崙美奐的政府大樓、以及其他有問題的投資項目去了。羅森說：「我們所認為的競爭好處，在中國全部變成壞 處。」

北京盡其所能地扼止壞蛋。就在（今年）七月十日，國家食品藥品督管理局前局長，鄭筱萸，因為從八家藥商收取八十五萬美金左右的賄絡以加速執照的發給，被控 貪污，並處以極刑。更糟的是，在他的任內，他的部門給了許多偽藥上市執照，包括殺死超過十個人的抗生素。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去年則因為從社會保障基金裏 挖了四億美金投入房地產記畫，以及收費公路的興建，而被開除。去年九月，黨中央發現兩位在國營保險局任職的高官，在朋友與家人的銀行帳號裏轉入保險金高達 四百萬美金。

這些高官被處罰是作為殺雞儆猴之用，而執法的情形也有改善。然而中央政府卻仍然掙扎著，沒辦法羈糜全國的地方官吏。中國的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在北京雇用了三 百名員工，而在全國有六萬名工作人員，廣布各省的環保單位。這個人數比起美國的環保署（EPA,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人員還多，美國全國只有一萬七千五百人。然而六萬環保局官員卻是對省府與縣府負責，而這些地方政府對於經濟發展的興趣當然比環境保護高出 許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06年的報告說，雖然污染罰款已經提高了許多，還是比裝置防止污染的設備成本還低。而地方政府也會介入，減輕罰鍰。七月三日 中國環保局的副局長潘岳告訴中國日報說：「為了在政治表現上得到好的考績，有些地方官員跟商人結合起來，尋求巨額的利潤。」

要瞭解官員如何與商人結合在一起，罔顧環保局的規定，可以到太湖旅行一趟，太湖提供無錫市兩百三十萬的飲用水。在1990年代，太湖畔開始出現大小工廠， 太湖漸漸受到污染，當局要求工廠要清乾淨他們的排放水。1999年，地方官員說問題已經解決，因為工廠都設置了廢水處理廠。但這些設備常常閒置不用，因為 工廠不想負擔其運轉費用，因此繼續排放未處理過的污水到湖裏。局勢更進一步惡化，今年春天，湖水整個變成藍綠色。莉迪亞‧李，無錫一家外商工廠的執行助理 說：「我對政府覺得很生氣，因為政府不能解決污染問題。」五月的時候，她家的水龍頭流出來的黃水帶有硫磺味，她必須買五十加崙的瓶裝水來替代。

中國的食品製造業也有類似的問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雇用了一千七百名員工，但是中國百分之八十的食品製造商－－大約是三十五萬家企業－－所雇用的員 工往往不超過十人，對食品安全標準也缺乏瞭解。而且，也缺乏處罰不守規矩者的誘因。北京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院院長羅雲波表示：「如果地方幹部關閉所有不 守規定的食品工司，許多人就要失業了。」

而經濟發展至上的錯置優先性，也解釋了社會服務部門的老舊與缺乏。國家的高層過去信誓旦旦要提供公共醫療以及退休保險計畫，這是從他們在80年代開始縮小 國營企業規模、減低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鐵飯碗」就作的承諾。但責任分屬不同的官署，而其資金來源則攤派給地方政府。與經濟成長比較起來，社會服務就被忽 略了。北京中央政府只要花四百億美金－－這是它可以輕易負擔的金額－－就可以建構一個類似英國的國家健康保險服務，這是紐澤西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的全球健康研究部門的主任黃彥忠（音譯）的估計。黃說：「但我並不樂觀。」因為責任分屬於太多不同的部門，而地方幹部仍然是靠他們 的GDP成長表現來評斷其仕途。他說：「如果你只想靠政策就改變現況，而不是政治機構的深層改革，政府就無法為人民帶來可以輕易得到、負擔得起的醫療服 務。」

所以許多人就只好不去看病。黃引述政府的統計資料，大約有一半的中國人說他們生病時看不起醫生，70%缺乏健康保險，30%因為負擔不起拒絕住院。而整個 系統也相當腐敗。醫院往往是靠賣藥來賺得收入，並且從藥商那裏抽回扣－－創造出過度開藥的誘因。中國的媒體常常報導的故事，像哈爾濱75歲的癌症病人，被 醫院要求支付五十萬美金的進口藥物，而其中許多藥品都是沒必要的。

共黨官員的干涉，也正在限制股票市場的發展。熱鬧的上海股票交易所，1990年代建立時是為了國營企業募集資金用的，現在它自豪於世界第一流的設備，而股 票指數自從2005年開始成長了三倍。今年的頭五個月裏，企業就在這裏募集了一百七十億美金，在未來各種股份還有賺進數百億美金的可能性。雖然大致上有改 進，但是交易仍然很不穩定，規範也相當弱，而且都是靠瘋狂的投機行為往上衝。主要是因為上海股市今日與其原始的設立目標之間，進步非常小。股市的功能在於 將資本有效率地分配給最佳的公司。但在中國，「股市的主要機能，就是把錢送進國營公司那裏。」北京摩根大通銀行的總經理，卡爾‧華特（Carl E. Walter）表示。

再度，這又起因於政府跟企業的緊密關係。上海股市中，95%的股票都是屬於國營企業，去年沒有一家民營公司被允許上市，卻有14家國營企業上市了。原因： 把10%-30%的股份流通，國營企業可以減低他們對銀行貸款的依賴度，又不讓出真正的控制權，而內部人員又可以靠這些股票的上市大賺一筆。雖然主管機構 偶爾會懲罰那些拒絕透露重要資料的公司，但為了管理鬆懈而遭到下市或被起訴的命運是非常罕見的。上海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系教授張春表示：「中央政府希 望有一個健全的股市，但許多公司都是由強有力的地方或省府所擁有，他們比黨擁有更多關係。〔證監會〕不是怕起訴他們，就是沒有能力深入追查。」

錯誤的政府政策並不是地方黨部的唯一專利。北京中央負責把中國變成科學與科技的強國。中國已經擁有各種超先進設備的實驗室，從生命科學、奈米科技到光纖， 每年可以頒發六萬份科學與技術的碩博士畢業證書，還在軍事科技上大有嶄獲，甚至發射載人太空船上太空。而且中國科學家每年都在國際期刊上發表數量眾多的報 告。

然而撰寫科學報告，並不代表有創意。卡內基美隆大學的電機系主任，也是武漢光電國家實驗室的顧問，朱健剛博士說：「中國只是像倉鼠一樣在轉轉輪裏拼命 跑。」朱表示，政府與大學實驗室雖然有第一流的設備，大部份的工作卻都不怎麼令人印象深刻。這些機構的焦點都是放在如何把科技轉變成賺錢的產品，而不是發 現新的科學突破。「他們做了許多研究工作，卻都不重要。」一個問題是，升等靠的是年紀與關係，而不是靠實力或研究。他說：「這樣不會創造出一個可以吸引年 輕人的環境。」

獎勵重覆
另外一個問題是國家機構往往要求速成。「官僚主導的過程，在中國創造出一個強烈的動機，就是把研究發展的錢投入產品發展。」一家美國資訊科技公司北京辦公 室前主任、現任雙楊公司（一家旨在培養有創意的中國企業的公司）的總裁，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如此表示。結果如何？「公司因為重覆已有的技術而受到獎勵。」

北京拼命想創造已在別的地方已經發展出來的技術本國替代品。北京可以驕傲地宣布中國擁有自己的DVD技術，Wi-Fi，以及超快的3G手機服務，對中國公 司而言，其代價卻是相當高昂的。就3G而言，雖然北京也計畫使用已經存在的兩個世界標準，主管機構卻延緩了任何3G服務的啟用，因為中國的技術落後甚多。 這個限制了電信製造商的發展，例如華為科技、中興ZTE、手機製造商如TCL與寧波鳥。高通（Qualcomm）光電亞太區董事長汪靜說：「中國3G技術 的延緩已經傷害了整個電信工業。如果中國早就開始3G，那麼這些販售商會成為更重要的競爭者。」


中國經濟模式缺點的名單很長，但期待沒有這些缺點是否對中國太不公平？畢竟許多捍衞中國的人都很快指出，在短短三十年內，中國已經進步很多了。它的成長紀 錄在歷史上無人能及，而美國與歐洲也花了數百年才發展出現代的金融系統，還有確保食品安全、提供退休金、保護環境的系統。聯合科技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UTX )的執行總裁喬治大衛（George David）說：「美國人傾向希望中國也跟我們今天一樣擁有類似的標準，卻忘記了我們在不是太遙遠的過去也有類似的問題。」

但是西方在最後，還是在選民投票選出新的政府後開始了社會改革。而南韓與台灣在創傷的民主變遷後馴服了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而中國共產黨，相反的，似乎容不下一丁點的政治變化。事實上，它正在鉗制異議人士。

那麼，我們應該可以公平地問一個不同的問題：經過數十年改革者的努力後，為什麼假設中國會建構出一套可以變成現代工業國家的金融、法律、行政系統？唯一向 上的道路，就是馴服自從鄧小平歷史性的妥協後，就開始在黨裏、人民之中流動的、不受規範、赤裸裸的自私欲望。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擁有一套無法讓地方幹部 枉顧法規的法律系統；依據為民服務的表現、而不只是GDP成長來評量的考核制度，還有培育、獎勵企業家的資本市場。換言之，就是要把黨趕出商業運作。在目 前的階段，任何革命性的變化，在政治上都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合理的判斷是，我們今日所看到的缺點重重的中國，也將是基本上我們十年後會看到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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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商業週刊的網路版也特設關於此議題的討 論區。
還有相關的照 片集。以及podcas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