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陷阱，原名"現代化的陷阱"
作者：何清漣
TaiwanNews出版
河清漣，女，１９５６年生，中國經濟 社會學家。
１９８３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１９８８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系，獲經濟
學碩士學位。曾先後在湖南財經學院級廣 東暨南大學任教，並長期在報社供職。
近年來專門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主要代表作有《現代化的陷阱》（海外
版名《中國的 陷阱》）《人口：中國的懸劍》等。其著作在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
尤其是《現代化的陷阱》一書，創下了中國學術書暢銷的首例，在大陸發行逾百萬 冊，
並被譯成日文、英文等出版。其多篇學術論文曾被譯成英文、法文與日文。
因作者著作中所表現的社會關懷與道德勇氣，中國讀者稱 譽作代表了「中國改革的良
心」，美國《紐約書評》（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８日）曾發表長篇書評，對書給予了高
度評價。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其代表 作《現代化的陷阱》以絕對高的得票數，獲得中國
首屆長江讀書獎讀者評選著作獎。《美國商業周刊》（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４日）將其
列為「亞洲 之星」。作者在遭長期政治迫害後，於２００１年６月被迫辭國，現居於
美國，先後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紐約城市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作訪問學者。
結 語：中國改革的得與失
第四節、二○世紀的中國革命到底解決了什麼問題？
現代是歷史的延續。持續了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給 人們的啟示是：僅有經
濟改革是遠遠不夠的。人類歷史的發展經驗證明：任何大規模的社會變遷都需要從三
個層面展開：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與文 化制度（意識形態）。以此標準考察中國就會
發現，中國在政治曠野裏漂泊了整整一個半世紀以後，只不過還在歷史輪迴中苦苦掙
扎：一個半世紀 的革命與現代化歷程，除了一片混亂的北洋軍閥政府時期，中國總共
經歷了三個形式完全不一樣的政府：帝制的清政府、國民黨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政府。
統 治形式雖然有變，但專制本質卻一脈相承。清政府是「自然經濟＋專制政治」，國
民黨政府是「半資本主義半自然經濟＋專制政治」，而中共政府改革前是 「計劃經濟
＋極權政治」，改革後是「市場經濟＋極權政治」。
至於經濟制度的變遷，中國只不過在半個世紀裏完成了一個從「化私為 公」到「化
公為私」的輪迴。整個世界從一九一七年以後的歷史，包括中國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歷
史只證明了一點：私有財產制度是人類經過千百年 自然選擇而形成的經濟制度；凡想
改變這一制度的國家與民族，在二一世紀還得繼續為當初這一選擇付出代價。中國在
一九四九年以後用暴力消滅 了有產階級，而在一九七八年以後的「改革」進程當中，
掌權者們卻利用權力將自己及其家族變成了一個暴富階級。「革命」的全部意義就是
用無 數的人頭將一部份社會的邊緣者送到了權力中心位置，用「紅色新權貴」代替了
舊權貴而已。
而意識形態的控制，從思想自由方面來 說，除了八○年代有一段短暫的放鬆之外，
很難說現在就比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輿論環境寬鬆。一些經歷過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政
府的文化人的命運 就說明這一點：敢於議論風生批評國民政府的新聞記者如浦熙修、
彭子岡等，在共產黨領導下卻成了只會寫歌功頌德文章、寫悔過書與認罪書的文史館
資 料員而苟活著。而巴金、老舍等優秀的文化人在中共建國後再也寫不出任何像樣的
作品了。中國政府在控制思想方面永遠樂此不疲，雖然二一世紀有了互聯 網等先進技
術，但當局照樣有辦法應付，在全國大量招聘電腦專業人員充當「網路警察」，對技
術上不易控制的網路媒體繼續施以故智。二○○二 年八月，中國政府實施《互聯網出
版管理暫行規定》，將網路輿論控制公然納入國家法律控制範疇。一個旨在全面監控
公民行動的「金盾工程」正 在建立過程當中，用每個人都能明白的語言來類別這個方
案，那麼這個「金盾」監視網路的目的就是能夠「看見」、「聽到」和「思想」。所
謂 「聽到」，就是通過自動監聽電話對話，搜尋關鍵字和字句，進行言語訊息處理。
同樣地，視像訊號處理能夠令監視攝影機有能力「看見」；即是在一群人 中認出某個
人的面貌。這兩種「偵測」，其實是一種數位信號處理（ＤＳＰ）的應用，被稱為「
監視運算法則」，是通過複雜的運算法則來分析資 料，從而仿真人類視經系統。「金
盾工程」一個重要的目標是在公眾地方建立一個全國性閉路電視或ＣＣＴＶ（中央電
視台）攝影機網路，對中國 公民，尤其是要求民主與自由的人士越來越微妙和複雜的
鎮壓。
喬治．奧威爾的名作《一九八四》是史達林時期社會主義蘇聯的寫照， 那裏的人們
生活在一個受到全面監視、失去尊嚴的環境裏，但那種監控還主要是依靠人工與還處
於起步階段的科技手段。而「金盾工程」一旦完 成，中國人將生活在一個用全新科學
技術裝備起來的最大的警察國家裏。《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二條裏所宣佈的「任何人
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 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攻擊。人人有
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種干涉或攻擊」，中國人為了這一權利奮鬥了很長時間，
但 似乎離這一目標越來越遙遠。
二十世紀的歷史輪迴表明：這種由新專制政體取代舊專制政體的「革命」，無非是
讓人閉著眼精往黑暗裏 一跳，前途何如，只能聽天由命。在這段歷史中，中國人民有
如枯枝敗葉在狂風中翻滾的苦難命運，只再次證明了元代詩人張養浩在他的曲子〈山
坡 羊〉中所感歎的：「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化了土，興，
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將中國當代的「改革」 放在已經延續了一個半世紀的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來
看，也許對中國今後面對的問題容易理解一些。
筆者曾研究過清代中葉以來的歷 史，自從那時人口超過四億以後，中國就形成了人
口與資源關係緊張這一特殊的資源秉賦，以後二個半世紀的中國所有危機的核心問題，
其實都是 一個如何養活龐大人口的問題；而所有的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的成果，大部
份都被用來養活新增人口。對這一問題的歷史思考雖然不少，卻始終未成為一種 全民
族的共識。而另一種認識卻通過教科書深深地沈澱於民族意識當中，並時不時地成為
一種社會動員的口號，那就是我們所有的不幸都是外來侵 略造成的。所有的歷史教科
書當中，凡涉及到鴉片戰爭前夕的狀態，都先列舉一連串資本主義萌芽的表現，然後
再用一句這樣的「經典名言」加以 總結：「如果不是外國帝國主義入侵，中斷了中國
社會的自然發展進程，中國社會也會緩慢地、逐漸地進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種
通過教育強 行灌輸了幾十年的虛假知識最後化成一種民族潛意識，在二○世紀末二次
中美衝突（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二○○一年中美 撞
機事件）中，輕而易舉地成為反對美國的精神動員資源。到了二○○一年美國發生「
九．一一」事件後，中國大學生中表現出來的那種幸災樂禍 情緒，更說明這種認識「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然而歷史不止一次地告訴人類，只有正確地認識問題才是找到問題的解決之道，中
國 的這種流行歷史觀將社會的不發展、人民所遭受的種種災難都被經而易舉地算到所
有的外國侵略者頭上，但這種歷史觀只有為統治者開脫責任的功能，對解 決中國本身
的問題卻並沒有什麼幫助。在人口問題的認識上就是如此，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
遭受的命運就是一個最好的注腳。
筆 者曾於一九九八年戊戌變法一○○周年紀念時寫過一篇文章，其中談到一八九八
年「戊戌變法」時其的中國除了面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外，還有幾個亟待解 決的深層
次社會問題，社會的過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經濟）、農業內捲化、人口過多、教育
水平低下、政府的極端腐敗；只是當時的思想家與政 治家們沒有適當的解釋工具，遂
將這些問題均概括為「積貧積弱」。比較一下一百年來解決前述五大問題的辦法（即
反貧困的總體戰略）就會發 現，這些問題作為世紀性的難題，歷經一百多年的努力，
卻並未獲得解決，反而以更複雜、更嚴峻的形式向中國人提出了嚴厲的挑戰。
若 清醒地觀察中國問題，就會發現中國社會已出現「拉美病」的五大症狀：
第一、政府的高度軟政權化。腐敗已經成了當局無法克服的政治之癌， 從每年最高
人民檢察院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報告中公佈的資料只能得出一個結論：貪污受賄的
官員人數越來越多，級別越來越高，數額越來越 大。一九九九年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
瀆職犯罪案件三八三八二件，比上年增加九．四％；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幹部
二千二百人，其中廳局 級幹部一三六人，省部級幹部三人。二○○○年全國檢察機關
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四五一一三件，比上年又增加了一七．五％；因
職 務犯罪被立案偵查的縣處級幹部二六八○人，廳局級幹部一八四人，省部級以上幹
部七人。據中國學者胡鞍鋼在接受中國新聞社採訪時表示，目前每五個涉 及腐敗的公
務員中，只有一人受到懲處。
面對這種局面，當局為自己開出的「藥方」就是拒不承認腐敗的泛濫和制度根源。
二 ○○○年三月筆者在湖南的《書屋》雜誌上發表了〈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
性分析〉一文，尖銳批評了中國現在陷入的制度性腐敗的困境；認為在現 行政治體制
下進行「事後懲治型反腐敗」已起不到遏制腐敗的作用；並指出整個統治精英集團已
集體墮落，貪污腐敗成了政治運轉的「潤滑劑」 等。政府對這種批評的回應是，下令
從此不讓中國的任何報刊雜誌登載筆者的文章，強迫筆者工作單位找各種理由整肅筆
者，並動用國家安全局的 特工實行二四小時監控。更為荒謬的是，中紀委在二○○○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發佈的第五次全會公報中竟針對筆者的批評作如此表示：「我們要
理 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反腐敗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以及取得的明顯成效；理直氣壯
地闡明我國現階段出現的腐敗絕不是根本性的腐敗；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 黨和幹部隊
伍的主流是好的，我們黨完全有能力解決腐敗問題。」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動用從宣
傳機器直到安全部的所有專政手段，嚴厲打擊不受 當局控制的批評腐敗者。各地政府
更是把有點正義感的記者視為大敵，採用各種手段防堵他們對腐敗現象的揭露，以致
於一些地方官員提出了這樣 的口號－－「防火防盜防記者」；在這樣的嚴厲管制下，
新聞工作者不敢理直氣壯地講自己是人民的喉舌，而只能充當「黨的喉舌」，結果時
下在 新聞業界內外出現了一首流傳甚廣的順口溜：「輿論監督是條狗，天天蹲在『長』
門口，『長』叫咬誰就咬誰，叫咬幾口咬幾口」（這裏的「長」是指長 官）。
第二、農覺經濟陷入半破產境地，大量無地農民湧入地市，附著在城市邊緣，成為
犯罪群體的後備軍。中國每年五千多萬流向沿 海大中城市的民工潮，他們當中不少人
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結果成為犯罪群體的後備軍。比如二○○○年夏轟動中國的張
君兇殺集團一案，其參 與者基本上出身於多子女貧困農民家庭，沒受過教育，也未受
過任何技能訓練，在城市裏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後只好鋌而走險，以搶劫殺人為業。
《南 方周末》就是因為發表了〈張君案件反思〉與〈張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產
生張君的社會土壤還在，就會源源不斷地製造新的「張君」，成為社會毒 瘤，因而被
當局指為否定了湖南省政府改革二十多年來為湖南人民所做的巨大貢獻遭到整肅。
第三、地下經濟勃興，黑社會組織泛濫成 災，並與政府官員合流。從各種調查材料
與已破大案來看，這些黑社會組織之所以能在短短時間內迅速崛起，並在社會上呼風
喚雨，最主要的原因 是他們早已與當地的政要們----首先是公安部前的官員們沆瀣一
氣，形成了一種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係。與西方的黑社會組織相比，中國大陸的「
黑 白合流」還有個特點：西方黑社會組織結納的權力部門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門，而
中國的黑社會組織的觸角更深，不少幹部都成了黑社會組織的有力靠山， 部份黑社會
組織頭目還具有各種官方身份，戴上了「紅帽子」。例如，浙江溫嶺市的張畏除了黑
社會老大這一身份之外，還具有跨省份的八個其他 身份：其中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協
副主席、隨州市青聯委員、浙江某報社名譽社長、隨州市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等四
個官方頭銜，被張畏一案所 牽涉到的六七名政要員當中，有市長、公安局長及黨政幹
部四二人、司法幹部十五人、金融機構幹部十人。張宅門前掛非「溫嶺市公安局重點
保護 單位」的銅匾，故當地人稱張畏領導的黑社會組織為「紅色黑幫」。二○○○年
處決的吉林最大的黑社會組織的頭目梁旭東、遼寧黑白兩道聲名顯赫的黑幫 頭子劉湧、
廣西百色黑幫頭子周壽南，情況也與張畏相類似。所有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無誤地顯
示，正是在這些官員的關係網強有力的保護下，這 些黑幫才得以在各地發展成為一種
呼風喚雨的社會另類權力。
四、貧富差距繼續拉大，極少數人佔有社會總財富的絕大部份。「富人一 席酒，窮
人一年糧」的情況在中國已非常普遍。一九九九年，中國城鄉居民儲蓄為五萬八千多
億，有人根據鎮居民收入抽樣調查的資料推算，其中 四七％存款屬於三％的富裕人口
所有。此外，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從改革開放前的○．一五上升到二○○一年
的○．五八。由於中國的統計 資料歷來有「摻水」問題，所以人們普遍懷疑，真實的
基尼係數可能遠大於這一資料。
五、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與一些外商相 結合，聯合對廣大中下層人民進行
統治。
此外，中國的生存基礎已被嚴重破壞，生態環境高度劣化。據有關資料介紹，目前
中 國已成為世界上荒漠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荒漠化面積約為三六○萬平方公里，占
國土面積的三八％，使有的地方民眾已無生存之地。中國林科院研究員蔣 有緒尖銳地
指出，中國國土的生態環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時加以治理，人民則有禍於旦夕之虞
。中國農民人均佔有土地資源的狀況也非常嚴峻。 上一個世紀中國的人口與資源問題
是通過打土豪分田地、讓資源平均化得到了暫時緩解；而這個世紀中國面臨的首要問
題則是如何為數億沒受過多 少教育與技能訓練的農村人口找到「飯碗」，而這一問題
的解決將是「天字第一號」的難題。
今後的中國社會必將經歷又一次深刻的社 會危機。一個社會如果縱容五％的權勢者
利用權力搶錢，最終很可能是九五％的受剝奪者運用暴力將被搶去的錢再搶回來，這
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 不斷重覆上演的「戲劇」。從當局目前為肯定現有社會利益格局
所作的「不懈」努力來看，腐敗還將繼續蔓延。在中國加入ＷＴＯ以後，以權力支撐
的 國內壟斷資本將會繼續發展，並與國際資本內外融合，共同支撐著中國的政治利益
集團，形成一種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外國資本三 者聯合統治的格局。
而隨著社會危機的逐漸加深，政府的主要任務似乎又回到歷史老路上來：運用武裝力
量與政治專制手段防止中國一個半世紀以 來不斷重覆出現的傳統危機：下層動亂。
中國歷史轉了一個圈後，又進入了一次歷史輪迴。
作者：何清漣
TaiwanNews出版
河清漣，女，１９５６年生，中國經濟 社會學家。
１９８３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１９８８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系，獲經濟
學碩士學位。曾先後在湖南財經學院級廣 東暨南大學任教，並長期在報社供職。
近年來專門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主要代表作有《現代化的陷阱》（海外
版名《中國的 陷阱》）《人口：中國的懸劍》等。其著作在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
尤其是《現代化的陷阱》一書，創下了中國學術書暢銷的首例，在大陸發行逾百萬 冊，
並被譯成日文、英文等出版。其多篇學術論文曾被譯成英文、法文與日文。
因作者著作中所表現的社會關懷與道德勇氣，中國讀者稱 譽作代表了「中國改革的良
心」，美國《紐約書評》（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８日）曾發表長篇書評，對書給予了高
度評價。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其代表 作《現代化的陷阱》以絕對高的得票數，獲得中國
首屆長江讀書獎讀者評選著作獎。《美國商業周刊》（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４日）將其
列為「亞洲 之星」。作者在遭長期政治迫害後，於２００１年６月被迫辭國，現居於
美國，先後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紐約城市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作訪問學者。
結 語：中國改革的得與失
第四節、二○世紀的中國革命到底解決了什麼問題？
現代是歷史的延續。持續了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給 人們的啟示是：僅有經
濟改革是遠遠不夠的。人類歷史的發展經驗證明：任何大規模的社會變遷都需要從三
個層面展開：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與文 化制度（意識形態）。以此標準考察中國就會
發現，中國在政治曠野裏漂泊了整整一個半世紀以後，只不過還在歷史輪迴中苦苦掙
扎：一個半世紀 的革命與現代化歷程，除了一片混亂的北洋軍閥政府時期，中國總共
經歷了三個形式完全不一樣的政府：帝制的清政府、國民黨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政府。
統 治形式雖然有變，但專制本質卻一脈相承。清政府是「自然經濟＋專制政治」，國
民黨政府是「半資本主義半自然經濟＋專制政治」，而中共政府改革前是 「計劃經濟
＋極權政治」，改革後是「市場經濟＋極權政治」。
至於經濟制度的變遷，中國只不過在半個世紀裏完成了一個從「化私為 公」到「化
公為私」的輪迴。整個世界從一九一七年以後的歷史，包括中國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歷
史只證明了一點：私有財產制度是人類經過千百年 自然選擇而形成的經濟制度；凡想
改變這一制度的國家與民族，在二一世紀還得繼續為當初這一選擇付出代價。中國在
一九四九年以後用暴力消滅 了有產階級，而在一九七八年以後的「改革」進程當中，
掌權者們卻利用權力將自己及其家族變成了一個暴富階級。「革命」的全部意義就是
用無 數的人頭將一部份社會的邊緣者送到了權力中心位置，用「紅色新權貴」代替了
舊權貴而已。
而意識形態的控制，從思想自由方面來 說，除了八○年代有一段短暫的放鬆之外，
很難說現在就比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輿論環境寬鬆。一些經歷過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政
府的文化人的命運 就說明這一點：敢於議論風生批評國民政府的新聞記者如浦熙修、
彭子岡等，在共產黨領導下卻成了只會寫歌功頌德文章、寫悔過書與認罪書的文史館
資 料員而苟活著。而巴金、老舍等優秀的文化人在中共建國後再也寫不出任何像樣的
作品了。中國政府在控制思想方面永遠樂此不疲，雖然二一世紀有了互聯 網等先進技
術，但當局照樣有辦法應付，在全國大量招聘電腦專業人員充當「網路警察」，對技
術上不易控制的網路媒體繼續施以故智。二○○二 年八月，中國政府實施《互聯網出
版管理暫行規定》，將網路輿論控制公然納入國家法律控制範疇。一個旨在全面監控
公民行動的「金盾工程」正 在建立過程當中，用每個人都能明白的語言來類別這個方
案，那麼這個「金盾」監視網路的目的就是能夠「看見」、「聽到」和「思想」。所
謂 「聽到」，就是通過自動監聽電話對話，搜尋關鍵字和字句，進行言語訊息處理。
同樣地，視像訊號處理能夠令監視攝影機有能力「看見」；即是在一群人 中認出某個
人的面貌。這兩種「偵測」，其實是一種數位信號處理（ＤＳＰ）的應用，被稱為「
監視運算法則」，是通過複雜的運算法則來分析資 料，從而仿真人類視經系統。「金
盾工程」一個重要的目標是在公眾地方建立一個全國性閉路電視或ＣＣＴＶ（中央電
視台）攝影機網路，對中國 公民，尤其是要求民主與自由的人士越來越微妙和複雜的
鎮壓。
喬治．奧威爾的名作《一九八四》是史達林時期社會主義蘇聯的寫照， 那裏的人們
生活在一個受到全面監視、失去尊嚴的環境裏，但那種監控還主要是依靠人工與還處
於起步階段的科技手段。而「金盾工程」一旦完 成，中國人將生活在一個用全新科學
技術裝備起來的最大的警察國家裏。《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二條裏所宣佈的「任何人
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 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攻擊。人人有
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種干涉或攻擊」，中國人為了這一權利奮鬥了很長時間，
但 似乎離這一目標越來越遙遠。
二十世紀的歷史輪迴表明：這種由新專制政體取代舊專制政體的「革命」，無非是
讓人閉著眼精往黑暗裏 一跳，前途何如，只能聽天由命。在這段歷史中，中國人民有
如枯枝敗葉在狂風中翻滾的苦難命運，只再次證明了元代詩人張養浩在他的曲子〈山
坡 羊〉中所感歎的：「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化了土，興，
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將中國當代的「改革」 放在已經延續了一個半世紀的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來
看，也許對中國今後面對的問題容易理解一些。
筆者曾研究過清代中葉以來的歷 史，自從那時人口超過四億以後，中國就形成了人
口與資源關係緊張這一特殊的資源秉賦，以後二個半世紀的中國所有危機的核心問題，
其實都是 一個如何養活龐大人口的問題；而所有的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的成果，大部
份都被用來養活新增人口。對這一問題的歷史思考雖然不少，卻始終未成為一種 全民
族的共識。而另一種認識卻通過教科書深深地沈澱於民族意識當中，並時不時地成為
一種社會動員的口號，那就是我們所有的不幸都是外來侵 略造成的。所有的歷史教科
書當中，凡涉及到鴉片戰爭前夕的狀態，都先列舉一連串資本主義萌芽的表現，然後
再用一句這樣的「經典名言」加以 總結：「如果不是外國帝國主義入侵，中斷了中國
社會的自然發展進程，中國社會也會緩慢地、逐漸地進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種
通過教育強 行灌輸了幾十年的虛假知識最後化成一種民族潛意識，在二○世紀末二次
中美衝突（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二○○一年中美 撞
機事件）中，輕而易舉地成為反對美國的精神動員資源。到了二○○一年美國發生「
九．一一」事件後，中國大學生中表現出來的那種幸災樂禍 情緒，更說明這種認識「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然而歷史不止一次地告訴人類，只有正確地認識問題才是找到問題的解決之道，中
國 的這種流行歷史觀將社會的不發展、人民所遭受的種種災難都被經而易舉地算到所
有的外國侵略者頭上，但這種歷史觀只有為統治者開脫責任的功能，對解 決中國本身
的問題卻並沒有什麼幫助。在人口問題的認識上就是如此，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
遭受的命運就是一個最好的注腳。
筆 者曾於一九九八年戊戌變法一○○周年紀念時寫過一篇文章，其中談到一八九八
年「戊戌變法」時其的中國除了面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外，還有幾個亟待解 決的深層
次社會問題，社會的過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經濟）、農業內捲化、人口過多、教育
水平低下、政府的極端腐敗；只是當時的思想家與政 治家們沒有適當的解釋工具，遂
將這些問題均概括為「積貧積弱」。比較一下一百年來解決前述五大問題的辦法（即
反貧困的總體戰略）就會發 現，這些問題作為世紀性的難題，歷經一百多年的努力，
卻並未獲得解決，反而以更複雜、更嚴峻的形式向中國人提出了嚴厲的挑戰。
若 清醒地觀察中國問題，就會發現中國社會已出現「拉美病」的五大症狀：
第一、政府的高度軟政權化。腐敗已經成了當局無法克服的政治之癌， 從每年最高
人民檢察院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報告中公佈的資料只能得出一個結論：貪污受賄的
官員人數越來越多，級別越來越高，數額越來越 大。一九九九年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
瀆職犯罪案件三八三八二件，比上年增加九．四％；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幹部
二千二百人，其中廳局 級幹部一三六人，省部級幹部三人。二○○○年全國檢察機關
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四五一一三件，比上年又增加了一七．五％；因
職 務犯罪被立案偵查的縣處級幹部二六八○人，廳局級幹部一八四人，省部級以上幹
部七人。據中國學者胡鞍鋼在接受中國新聞社採訪時表示，目前每五個涉 及腐敗的公
務員中，只有一人受到懲處。
面對這種局面，當局為自己開出的「藥方」就是拒不承認腐敗的泛濫和制度根源。
二 ○○○年三月筆者在湖南的《書屋》雜誌上發表了〈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
性分析〉一文，尖銳批評了中國現在陷入的制度性腐敗的困境；認為在現 行政治體制
下進行「事後懲治型反腐敗」已起不到遏制腐敗的作用；並指出整個統治精英集團已
集體墮落，貪污腐敗成了政治運轉的「潤滑劑」 等。政府對這種批評的回應是，下令
從此不讓中國的任何報刊雜誌登載筆者的文章，強迫筆者工作單位找各種理由整肅筆
者，並動用國家安全局的 特工實行二四小時監控。更為荒謬的是，中紀委在二○○○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發佈的第五次全會公報中竟針對筆者的批評作如此表示：「我們要
理 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反腐敗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以及取得的明顯成效；理直氣壯
地闡明我國現階段出現的腐敗絕不是根本性的腐敗；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 黨和幹部隊
伍的主流是好的，我們黨完全有能力解決腐敗問題。」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動用從宣
傳機器直到安全部的所有專政手段，嚴厲打擊不受 當局控制的批評腐敗者。各地政府
更是把有點正義感的記者視為大敵，採用各種手段防堵他們對腐敗現象的揭露，以致
於一些地方官員提出了這樣 的口號－－「防火防盜防記者」；在這樣的嚴厲管制下，
新聞工作者不敢理直氣壯地講自己是人民的喉舌，而只能充當「黨的喉舌」，結果時
下在 新聞業界內外出現了一首流傳甚廣的順口溜：「輿論監督是條狗，天天蹲在『長』
門口，『長』叫咬誰就咬誰，叫咬幾口咬幾口」（這裏的「長」是指長 官）。
第二、農覺經濟陷入半破產境地，大量無地農民湧入地市，附著在城市邊緣，成為
犯罪群體的後備軍。中國每年五千多萬流向沿 海大中城市的民工潮，他們當中不少人
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結果成為犯罪群體的後備軍。比如二○○○年夏轟動中國的張
君兇殺集團一案，其參 與者基本上出身於多子女貧困農民家庭，沒受過教育，也未受
過任何技能訓練，在城市裏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後只好鋌而走險，以搶劫殺人為業。
《南 方周末》就是因為發表了〈張君案件反思〉與〈張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產
生張君的社會土壤還在，就會源源不斷地製造新的「張君」，成為社會毒 瘤，因而被
當局指為否定了湖南省政府改革二十多年來為湖南人民所做的巨大貢獻遭到整肅。
第三、地下經濟勃興，黑社會組織泛濫成 災，並與政府官員合流。從各種調查材料
與已破大案來看，這些黑社會組織之所以能在短短時間內迅速崛起，並在社會上呼風
喚雨，最主要的原因 是他們早已與當地的政要們----首先是公安部前的官員們沆瀣一
氣，形成了一種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係。與西方的黑社會組織相比，中國大陸的「
黑 白合流」還有個特點：西方黑社會組織結納的權力部門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門，而
中國的黑社會組織的觸角更深，不少幹部都成了黑社會組織的有力靠山， 部份黑社會
組織頭目還具有各種官方身份，戴上了「紅帽子」。例如，浙江溫嶺市的張畏除了黑
社會老大這一身份之外，還具有跨省份的八個其他 身份：其中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協
副主席、隨州市青聯委員、浙江某報社名譽社長、隨州市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等四
個官方頭銜，被張畏一案所 牽涉到的六七名政要員當中，有市長、公安局長及黨政幹
部四二人、司法幹部十五人、金融機構幹部十人。張宅門前掛非「溫嶺市公安局重點
保護 單位」的銅匾，故當地人稱張畏領導的黑社會組織為「紅色黑幫」。二○○○年
處決的吉林最大的黑社會組織的頭目梁旭東、遼寧黑白兩道聲名顯赫的黑幫 頭子劉湧、
廣西百色黑幫頭子周壽南，情況也與張畏相類似。所有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無誤地顯
示，正是在這些官員的關係網強有力的保護下，這 些黑幫才得以在各地發展成為一種
呼風喚雨的社會另類權力。
四、貧富差距繼續拉大，極少數人佔有社會總財富的絕大部份。「富人一 席酒，窮
人一年糧」的情況在中國已非常普遍。一九九九年，中國城鄉居民儲蓄為五萬八千多
億，有人根據鎮居民收入抽樣調查的資料推算，其中 四七％存款屬於三％的富裕人口
所有。此外，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從改革開放前的○．一五上升到二○○一年
的○．五八。由於中國的統計 資料歷來有「摻水」問題，所以人們普遍懷疑，真實的
基尼係數可能遠大於這一資料。
五、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與一些外商相 結合，聯合對廣大中下層人民進行
統治。
此外，中國的生存基礎已被嚴重破壞，生態環境高度劣化。據有關資料介紹，目前
中 國已成為世界上荒漠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荒漠化面積約為三六○萬平方公里，占
國土面積的三八％，使有的地方民眾已無生存之地。中國林科院研究員蔣 有緒尖銳地
指出，中國國土的生態環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時加以治理，人民則有禍於旦夕之虞
。中國農民人均佔有土地資源的狀況也非常嚴峻。 上一個世紀中國的人口與資源問題
是通過打土豪分田地、讓資源平均化得到了暫時緩解；而這個世紀中國面臨的首要問
題則是如何為數億沒受過多 少教育與技能訓練的農村人口找到「飯碗」，而這一問題
的解決將是「天字第一號」的難題。
今後的中國社會必將經歷又一次深刻的社 會危機。一個社會如果縱容五％的權勢者
利用權力搶錢，最終很可能是九五％的受剝奪者運用暴力將被搶去的錢再搶回來，這
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 不斷重覆上演的「戲劇」。從當局目前為肯定現有社會利益格局
所作的「不懈」努力來看，腐敗還將繼續蔓延。在中國加入ＷＴＯ以後，以權力支撐
的 國內壟斷資本將會繼續發展，並與國際資本內外融合，共同支撐著中國的政治利益
集團，形成一種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外國資本三 者聯合統治的格局。
而隨著社會危機的逐漸加深，政府的主要任務似乎又回到歷史老路上來：運用武裝力
量與政治專制手段防止中國一個半世紀以 來不斷重覆出現的傳統危機：下層動亂。
中國歷史轉了一個圈後，又進入了一次歷史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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