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羅基
法律作為一種行為規範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而且必須強制執行。人
們為什麼能接受？因為它體現了正義，至少可以說，希望它體現正
義。中國古代的「法」字，左邊從水，意為「平之如水」，右邊是一
種神獸的名字加去，意為「觸不直者去之」；合在一起就是公平正
直。在有些民族的語言中，法律、司法、正義乾脆就是一個詞。英文
的justice，既是正義又是司法。俄文的право，既是法律又是
正義。這就是法律的權威的兩個來源﹕一是國家強制力量，一是社會
正義理念。
古希臘時代，人們認為奴隸佔有制度是正義的。連大思想家、大學問
家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也極力鼓吹奴隸不是人，只是「會說話的工
具」。在現代，任何一個普通人都可以指出他們的錯誤﹕把人不當人
是非正義的。這是因為時代不同了，對正義就有不同的看法。可見，
沒有「永恆正義」。在根本利益互相衝突的社會中，也沒有「普遍正
義」。梁山泊的好漢們扯起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黃旗，自認為是正
義的；宋朝的朝廷卻討伐他們的「犯上作亂」，認為是非正義的。不
同階級、不同利益集團的人，對正義也有不同的回答。正義是可變
的、相對的，但並不是不可捉摸的。一個時代總有某種公平、合理的
觀念來指導和評價人們的行為，這就是社會正義。雖然不同階級、不
同利益集團的人抱有不同的正義觀念，也一定有全社會流行的正義觀
念，因為生活在同一社會中的人們既有不同利益也有共同利益。全社
會流行的正義觀念是符合人們的共同利益的，也是代表社會發展方向
的。歸根到底，正義觀念是由體現人們利益關係的經濟基礎決定的。
近代以來，實現社會正義是維護人權的要求，必須堅持兩個原則。首
先是平等原則，每個人平等地享有公民利權和政治利權，經濟、社會
和文化利權；違反平等原則享有任何特權是非正義的。如果事實上已
經存在著某種不平等，用平等的原則來對待不平等，結果還是不平
等；只有用不平等來對待不平等，才能達到平等，從而以正義矯正非
正義。因此，實現社會正義還需要第二個原則，那就是差等原則。對
於社會上受損的利益集團、弱勢人群、處在不利地位的人們，應當提
供更多的機會。美國有一個《平權法案》，規定對某些少數族裔在教
育、就業等方面給予特殊照顧。在申請大學入學時，黑人學生可以比
白人學生以較低的標準錄取。錄取標準是差等的。但這個法案的名稱
卻是「平權」，它的深刻含義就在於以差等實現平等。差等原則的根
據是人權上的平等，因此差等原則是以平等原則為前提的，離開了平
等的差等就是製造不平等，又成了特權。
社會正義可以區分為實質正義和形式正義。實質正義是指社會制度和
法律本身的正義。形式正義是指制度的操作和法律的執行方面的正
義。一種公平、合理的制度和法律，並不能保證操作和執行一定是公
平、合理的；反之，在操作和執行方面雖然公平、合理，制度和法律
本身卻不一定是公平、合理的。觀察和改革社會的非正義，必須弄清
楚毛病是出在制度和法律本身，還是出在制度的操作和法律的執行？
或兩者兼而有之？
實質正義和形式正義在法律方面的體現，就是立法中的正義和司法中
的正義。
以社會正義作為立法動機並導致立法行為，法律的創制才能出現符合
社會正義的效果。如果事實上出現了「惡法」，追溯其動機，必定是
離開了社會正義。中國關於「勞動教養」的法規就是「惡法」，它授
權公安機關不經法庭審判而對公民作出強制勞動的決定，完全是違反
人權公約的。《公民利權和政治利權國際公約》第八條規定﹕「任何
人不應該被要求從事強迫或強制性勞動」。「勞動教養」的法規造成
許許多多的受害者，社會正義的呼聲要求予以廢除。中國的立法者無
動於衷，就因為與中國政府人權觀念上的迷誤相聯繫，立法動機中存
在著非正義性。
司法中的正義也可以叫做「訴訟正義」，即根據有效的法律公正、合
理地解決衝突和糾紛。法律本身符合社會正義，並不能自動地實現出
來，只有法律的執行同樣也符合社會正義才能見效。中國的刑法將
「反革命罪」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這是一個進步。但改變了法
律沒有改變執行法律的指導思想，司法機關還是像懲治「反革命罪」
一樣來審定「危害國家安全罪」，繼續在製造冤案。為了實施執行法
律的社會正義，還需要一系列的措施，諸如獨立審判、公開審判、無
罪推定、法庭辯論、證據規則以及迴避制度、辯護制度、上訴申訴制
度等等。
法律體現了社會正義，但並不等同於社會正義。社會正義不可能全部
被包含於法律之中；而法律也不是以社會正義為唯一內容。法律固定
了一定的社會正義，成為行為規範，就是長期穩定的。社會正義是隨
著物質生活條件的發展和道德水平的提高而變動的，新的社會正義觀
念和陳舊的法律必然發生矛盾，要求對它修改或廢除。法律也可能並
不體現社會正義，那就是「惡法」；雖說「惡法亦法」，它是沒有存
在根據的法。正因為法律體現了社會正義而又不等同於社會正義，法
律的命運決定於社會正義對它的評判。
法律作為一種行為規範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而且必須強制執行。人
們為什麼能接受？因為它體現了正義，至少可以說，希望它體現正
義。中國古代的「法」字，左邊從水，意為「平之如水」，右邊是一
種神獸的名字加去，意為「觸不直者去之」；合在一起就是公平正
直。在有些民族的語言中，法律、司法、正義乾脆就是一個詞。英文
的justice，既是正義又是司法。俄文的право，既是法律又是
正義。這就是法律的權威的兩個來源﹕一是國家強制力量，一是社會
正義理念。
古希臘時代，人們認為奴隸佔有制度是正義的。連大思想家、大學問
家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也極力鼓吹奴隸不是人，只是「會說話的工
具」。在現代，任何一個普通人都可以指出他們的錯誤﹕把人不當人
是非正義的。這是因為時代不同了，對正義就有不同的看法。可見，
沒有「永恆正義」。在根本利益互相衝突的社會中，也沒有「普遍正
義」。梁山泊的好漢們扯起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黃旗，自認為是正
義的；宋朝的朝廷卻討伐他們的「犯上作亂」，認為是非正義的。不
同階級、不同利益集團的人，對正義也有不同的回答。正義是可變
的、相對的，但並不是不可捉摸的。一個時代總有某種公平、合理的
觀念來指導和評價人們的行為，這就是社會正義。雖然不同階級、不
同利益集團的人抱有不同的正義觀念，也一定有全社會流行的正義觀
念，因為生活在同一社會中的人們既有不同利益也有共同利益。全社
會流行的正義觀念是符合人們的共同利益的，也是代表社會發展方向
的。歸根到底，正義觀念是由體現人們利益關係的經濟基礎決定的。
近代以來，實現社會正義是維護人權的要求，必須堅持兩個原則。首
先是平等原則，每個人平等地享有公民利權和政治利權，經濟、社會
和文化利權；違反平等原則享有任何特權是非正義的。如果事實上已
經存在著某種不平等，用平等的原則來對待不平等，結果還是不平
等；只有用不平等來對待不平等，才能達到平等，從而以正義矯正非
正義。因此，實現社會正義還需要第二個原則，那就是差等原則。對
於社會上受損的利益集團、弱勢人群、處在不利地位的人們，應當提
供更多的機會。美國有一個《平權法案》，規定對某些少數族裔在教
育、就業等方面給予特殊照顧。在申請大學入學時，黑人學生可以比
白人學生以較低的標準錄取。錄取標準是差等的。但這個法案的名稱
卻是「平權」，它的深刻含義就在於以差等實現平等。差等原則的根
據是人權上的平等，因此差等原則是以平等原則為前提的，離開了平
等的差等就是製造不平等，又成了特權。
社會正義可以區分為實質正義和形式正義。實質正義是指社會制度和
法律本身的正義。形式正義是指制度的操作和法律的執行方面的正
義。一種公平、合理的制度和法律，並不能保證操作和執行一定是公
平、合理的；反之，在操作和執行方面雖然公平、合理，制度和法律
本身卻不一定是公平、合理的。觀察和改革社會的非正義，必須弄清
楚毛病是出在制度和法律本身，還是出在制度的操作和法律的執行？
或兩者兼而有之？
實質正義和形式正義在法律方面的體現，就是立法中的正義和司法中
的正義。
以社會正義作為立法動機並導致立法行為，法律的創制才能出現符合
社會正義的效果。如果事實上出現了「惡法」，追溯其動機，必定是
離開了社會正義。中國關於「勞動教養」的法規就是「惡法」，它授
權公安機關不經法庭審判而對公民作出強制勞動的決定，完全是違反
人權公約的。《公民利權和政治利權國際公約》第八條規定﹕「任何
人不應該被要求從事強迫或強制性勞動」。「勞動教養」的法規造成
許許多多的受害者，社會正義的呼聲要求予以廢除。中國的立法者無
動於衷，就因為與中國政府人權觀念上的迷誤相聯繫，立法動機中存
在著非正義性。
司法中的正義也可以叫做「訴訟正義」，即根據有效的法律公正、合
理地解決衝突和糾紛。法律本身符合社會正義，並不能自動地實現出
來，只有法律的執行同樣也符合社會正義才能見效。中國的刑法將
「反革命罪」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這是一個進步。但改變了法
律沒有改變執行法律的指導思想，司法機關還是像懲治「反革命罪」
一樣來審定「危害國家安全罪」，繼續在製造冤案。為了實施執行法
律的社會正義，還需要一系列的措施，諸如獨立審判、公開審判、無
罪推定、法庭辯論、證據規則以及迴避制度、辯護制度、上訴申訴制
度等等。
法律體現了社會正義，但並不等同於社會正義。社會正義不可能全部
被包含於法律之中；而法律也不是以社會正義為唯一內容。法律固定
了一定的社會正義，成為行為規範，就是長期穩定的。社會正義是隨
著物質生活條件的發展和道德水平的提高而變動的，新的社會正義觀
念和陳舊的法律必然發生矛盾，要求對它修改或廢除。法律也可能並
不體現社會正義，那就是「惡法」；雖說「惡法亦法」，它是沒有存
在根據的法。正因為法律體現了社會正義而又不等同於社會正義，法
律的命運決定於社會正義對它的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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