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妳抽得出時間在 6：30PM 到成大醫學院去看這紀錄片，8：00～9：00我將在現場進一步跟你分析全球糧食問題與這一部片子的內容。可惜的是，為了趕搭最後一班高鐵回新竹，我只能講一個小時。否則，這個話題其實該講三個小時。
這部片子是在講營養不良（甚至可能不適合人吃）的基改食物（大豆、玉米、茄子、雞）如何在全世界取代營養豐富（更重要的是：適合人吃）的食物，以及跨國食 品公司如何以「我們養活1,500個家庭」為理由，逼迫全球數百倍、數千倍的小農失業而無以維生。此外，為了維繫這個荒謬的世界，歐洲有多少玉米和小麥直 接被拿到發電廠燃燒（熱能效益以及經濟效益都遠高於生質燃料）。
電影結束的地方，全球最大食品公司雀巢的執行長靦不知羞地說：「我們養活1,500個家庭，共約6,000個人」。他不願意面對的事實是：為了養活這 6,000個人，雀巢造成全球多少小農失業而無以維生，以及多少南美工人被嚴厲地剝削。這位執行長甚至大辣辣地說：「水應該被拿來當商品經營、販賣，而不 是所有人都有權取得。這樣才能夠解決地球上缺水的問題。」
這是一個瘋狂的世界，它的建築師是一群天真而無知的經濟學者。他們在研究室裡用計算機跑「the world model of economy」，用古老的經濟學原理解釋「規模經濟」的效益，然後用盡一切力氣想向全世界被統治的人證明：「自由市場不但生產效益較高，而且也比較公 平。」這些人一定讀過政治經濟學，卻好像從來都不知道財團如何地在扭曲政治，然後通過政治扭曲市場。
西班牙南部種的蕃茄價格只有非洲的三分之一，它被傾銷到西非，造成西非小農場大量的失業，這些失業農人被迫非法移民到西班牙南部的溫室農場種蕃茄，以超低 廉的工資協助降低西班牙南部的蕃茄種植成本，並進一步擴大西非的失業，..........，就這樣惡性循環下去。那麼，西班牙南部得到什麼？沒有環保概 念也沒有錢買燃料的西非非法移民在西班牙南部的破爛工寮裡燃燒農場不要（或偷來）的塑膠籃（裝蕃茄用的），有毒的氣體吹向西班牙農場主人的住家，進入他們 全家的肺部和癌細胞裡。
西班牙的蕃茄所以便宜，是因為他們擁有大量廉價的石油和自動化生產設備、被他們剝削的西非工人，以及歐盟的農業補助和西班牙政府的農業補貼。西班牙的蕃茄 生產過程只是「成本較低」，而沒有比西非更有「效益（utility）」――西班牙的蕃茄品質較差（溫室有機質栽種，欠缺土壤中的稀有元素）、浪費大量的 汽油與政府補貼，真正省下來的只不過是每顆蕃茄分擔的人力成本較低。西非只有一個比賽項目上輸他們：人均產量低，為了讓全家人吃飽，每顆蕃茄必須分擔較高 的人力成本。
如果用「每單位資源投入所獲得之產量」來計算「生產效益（utility）」，自動化與規模經濟絕對沒有比小農經濟更具有「生產效益 （utility）」，它只不過是「較便宜」而已（靠的絕不只是「大量生產」，還包括規模愈大愈有能力操縱政治，詐取政府補助，以及壓迫上下游降低供應價 格，來擴大自己的利潤、降低成本）。也就是說，大財團的「成本降低」有一大半靠的是壓榨別人的所得（上下游供應商、工人、納稅人等）。
這個荒謬的生產機制讓我們在一代的時間裡消耗掉地球上近半的石油，讓沿海魚產幾乎枯竭，砍伐掉大於整個法國面積的亞馬遜河雨林區。這 種生產模式建立在極端無效的物資利用，搶奪到生產設備與生產物資的人，以無效率的生產模式浪費地球上的物資、土地和水，卻以較低廉的價格逼迫較有生產效益 的小農退出市場，或在痛苦與自殺的深谷。這樣血腥的生產模式，卻受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竭盡全力的禮讚與膜拜，這些CEO甚至成為全球年輕人崇拜的偶像。
妳知道經濟學家所嚮往的世界為什麼如此荒謬、血腥嗎？因為 GDP 只計算「最終商品與服務」的「市場交易價格」――一切未經金錢交易的產出全部不算進GDP裡面：包括你我的愛情、親情、友情，師生間的智慧啟迪（「教育」這個「商品」對GDP的貢獻僅止於老師拿的薪水，而不計算學生的收穫、痛苦與虛度的青春），鄰人的痛苦和自殺率，土地的污染和癌細胞的增長數目等等。
誰發明了這麼蠢的 GDP 來當作整個世界追求的目標？GDP 的理論基礎主要是出自1971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Simon Kuznets（1901-1985），他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為美國政府設計一整套 GDP 的計算制度。但是他的考慮較嚴謹而周延，希望把經濟學理論架構下該算的帳都算進去（譬如：非市常經濟）。但是政府官員（他的學生）嫌他的考慮太周全而不易施行，就把他的原始建議簡化到讓他生氣的地步。[1] Simon Kuznets 終於在1940年代末期與美國政府決裂。
Simon Kuznets 還不算蠢，好笑的是天真的經濟學者――把被書本過度簡化的世界當作真實的世界，把看不見的血腥屠殺當成人類的救贖！
[1] Joseph
M. Sirgy, Alex C. Michalos, Abbott L. Ferriss, Richard A. Easterlin,
Donald Patrick and William Pavot, 2006, “The Quality-of-life (QOL)
Research Mov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6:3, 343-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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