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所揭示與隱藏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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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是出現在七月九日《新共 和國雜誌》(The New Republic)的書評，評論者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他評論五本有關於中國奧運的新書。這又是一篇很長的書評，我花了兩天才翻譯完成。然而黎教授在這篇書評中，從各種面向來瞭解奧運與中國， 不管是體育在中國的地位，或者北京的新奧運比賽場地，到異議人士如胡佳與陳光誠的遭遇，再談及文宣與奧運論述的作用等等，或者都是關心政治情勢、與勢必已 然受到各種奧運文宣影響的讀者會發現值得一讀的作品。

對我而言，讀到他如何將異議人士的遭遇，與中國共產黨幹部官員如李群等人放在一起，著實是相當新穎的提法。黎教授的結論無疑是相當悲觀的，而我也不能怪 他。這樣崛起的中國，只讓我心中充滿了repulsion and dread。

What the Olympics reveal, and conceal, about China.
Andrew J. Nathan
The New Republic (USA)
July 9, 2008

李明珠等人，《北京：從帝國首都到奧運城》（Beijing: From Imperial Capital to Olympic City，By Lillian M. Li, Alison J. Dray-Novey, and Haili Kong孔海立 (Palgrave Macmillan, 321 pp., $27.95)）

蘇珊‧布朗奈爾，《北京的遊戲：奧林匹克對中國的意義何在》（Beijing's Games: What the Olympics Mean to China By Susan Brownell (Rowman & Littlefield, 213 pp., $24.95)）

徐國琦，《奧運夢：中國與體育，1895-2008》（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By Xu Guoqi 徐國琦(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59 pp., $29.95)

明奇‧沃登主編，《中國大躍進：北京奧運與奧運人權挑戰》（China's Great Leap: The Beijing Games and Olympian Human Rights Challenges　Edited by Minky Worden (Seven Stories Press, 331 pp., $18.95)）

安瑪莉‧布拉迪，《行銷獨裁：現代中國的文宣與思想工作》（Marketing Dictatorship: Propaganda and Thought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By Anne-Marie Brady (Rowman & Littlefield, 231 pp., $75)）

門羅‧普萊斯與丹尼爾‧戴揚主編，《擁有奧運：新中國的言說》（Owning the Olympics: Narratives of the New China Edited by Monroe E. Price and Daniel Day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416 pp., 26.95)）

I.

今年八月即將訪問北京的兩百萬外國賓客，將會遇到一個大體上感覺熟悉、極度多元化的都會環境。他們會發現北京有乾淨的空氣、平順的交通、上網容易、標準化 的餐牌內容，全部都想讓他們獲得十七天身體、心靈與道德上的舒服。北京訓練了一千五百位「文明巴士隨車督察」、約雇了五千位制止亂穿馬路的交通協管員、進 行「排隊推動日」，並且發起不隨地吐痰運動。都市計畫處的人還拆除了舊社區，好為五星級旅館、商場、主題餐廳讓出空間。過去幾年興建奧運會場的流動工人被 趕回鄉下，乞丐與上訪人被送回他們自己的村子，異議人士與可能會示威抗議的人被軟禁，或者被關押。外國訪客會看到一個淨化的北京，是一個其城管與其他居民 想要別人看到的樣子：一個世界級的首都，其不體面的面向都受到嚴密的掌控。

然而這些遊客也許也會察覺到，本市的歡迎聲裏有深層的矛盾。這樣的自豪裏似乎夾雜著不安，迎接裏帶著拒絕，慶祝之聲無法淹沒懷疑的耳語。中國終於達成它尋 求了超過一世紀的現代化，但這不是我們－－與許多中國人－－曾經預期的那種現代化。

訪客首先印象深刻的可能是北京的大型建築物。舊北京的魅力乃在其狹窄的巷弄，北京人稱之為胡同的小道、四合院的屋宇、街頭賣的手工藝品、以及悠閒之情－－ 當然，這些都是為了進行階級與性別剥削而存在，無法在新中國存活的。毛澤東在1949年後建的新政府，拆了北京的圍牆，蓋了天安門廣場，作為一個廣大的公 共空間，以慶祝共黨統治。接下來因為經濟停滯，而不是都市計畫的結果，舊城的許多原素仍然得以保存。第一階段的都會革命乃是發生在屋內、地下。許多家庭被 安置於舊屋中、街道的生意買賣被清除、地下建了隧道以防原子彈的攻擊。小販與手工藝人消失，街道變得無趣。但胡同與低矮的屋宇大致維持原貌。

1979年後鄧小平的商業革命創造了人群、喧鬧、超級市場、速食餐廳、高樓大廈、毫無特色的住宅區、寬廣但擁擠的馬路。數個國際的體育賽事，例如1990 年的亞洲運動會，也給北京帶來了新建築。今年的奧運終於完成了這個歷史古城的摧毀工作，北京蓋了新的超大型飛機場、三十一個奧運賽事的新場地、新馬路、新 地鐵線、旅館、大橋、新社區、新公園。舊式的屋宇與胡同、手工藝、交通方式、生活方式，現在都變成戶外的博物館展覽場，根據李明珠（Lillian M. Li）與她合著者的研究，她的書描述此城遺失的過去。訪客可以帶著這本可讀的書，幫助想像已經不存在的原素，瞭解他們所見事物的政治源頭－－包括官員的自 大傲慢與貪腐。


新的主要奧運場地，位在紫禁城、天安門廣場的北邊，坐在此城南北軸線的最頂端，蘇珊‧布朗奈爾（Susan Brownell）在她的中國體育人類學一書裏這樣解釋。這個選擇，傳達了體育與政治的結合，雖然這一點是中國當局與國際奧會極力想要否認的。布朗奈爾 說，規劃者有一度想要讓主要體育館（因為其格子狀的設計而被稱之為「鳥巢」的建築）容納一萬一千位重要人物，所以整個權力的階層結構可以在最吉利的時候在 人民眼前出現。現在仍然維持秘密的開幕與閉幕典禮，都是為了這個場地而量身定作，將會是全球的閃耀大事，但這兩個典禮也必須傳達權力、尊容與秩序，就好像 過去人民共和國舊美學一樣，全民穿著灰色的衣服、紅色的領巾、基本顏色的盆花。畢竟，胡錦濤在位六年，對中國政治思想的主要貢獻，就是「和諧社會」的觀 念。

為了奧運而蓋的新建築物很多，而其中一些很有創意。然而在其興建、（我也預期）與使用的過程中，它們具體地象徵了國家的霸權。公共的宏模壓倒了個人的空 間，國家的權力擊敗了個人的舒適，而社會的利益遠遠超過個人的權利。中國的土地擁有制度、建築執照的核可、簽定、勞工法，允許政府可以快速而有效地驅逐市 民（往往透過公安、法院與建商的勾結，採用恐嚇、暴力的手段），加上設計決定的快速、合約的快速執行、整個計畫也就很快完成。這些建築物宣稱的是這個社會 有能力，有意願，消費黑格爾式的邏輯、鏟除自己的過去。


因此也在人的層次上，中國提供了一種政治與社會的風景，其中，不屬於未來的人，必須讓位給那些有未來的人。個人只能適應，不然就得出走。銀行雇員、辦公人 員的徵人廣告上，指明性別、年齡、身高與容貌。幾年前一件為了職場上的身高岐視官司，被法院裁定為超出其管轄權之外，而予以駁回。一件容貌岐視的官司，最 後以庭外和解了事，也沒有為其他的個案立下先例。今年奧運會頒獎典禮上，帶領運動員的380位小姐們，都會是同樣的年齡、身高、體重，而她們也都接受了儀 態的訓練，以標準的方式走路與動作。

相形之下，罹患B型肝炎與愛滋病的人則受到廣泛的岐視，不管是大學的入學許可、或者找工作的時候。為了追尋某種稱為「人口安全」的東西，夫妻被禁止不能生 超過一個小孩，懷孕的檢查已經升級到防止「暇疵產」，而母親們都被教導如何養育「高品質」的小孩。雖然政府已經放鬆了人民找工作的流動，然而一個法律上建 立起來的種姓制度，仍然只給鄉村居民低等於都市居民的政治與社會福利權利。貧富懸殊的日益加大，顯示在遊民工人飽經風霜的臉上，他們從鄉村到城市來做最艱 苦的工作，常常在工期結束回到家鄉時沒有拿到應得的薪水。

奧運被設計成只展現這種對話之中最上層的那一面：玻璃維幕的大樓、時髦的人們、每一種形式的富裕與健康－－經濟、政治與體能。舒國琦指出，當中國過去是所 謂的「亞洲病夫」時，許多人民也都染著疾病，而當時的社會思想家，都著迷於這兩個問題的關連性。他們的理解，乃是透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論，（當時在西方 很也流行的一種想法），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人種物競天擇的故事。1920年代中國的小學教科書，解釋：「人類分成五種。黃人、白人相對而言比較強壯聰明。 因為其他人種都很弱小又愚蠢，他們正在被白種人消滅之中。只有黃種人可以與白人競爭。這就是所謂的演化。」毛澤東第一篇出版的論文，就是講體能文化，而他 的主題（從當代的思想家如梁啟超那裏借來）就是，要強國，必須先強民。

蘇珊‧布朗奈爾稱之為中國「身體文化」－－就是健康的概念，與如何得到健康的方法－－環繞著一些概念，如「精力」「元氣」。這些概念構成了中國的一些訓練 法，如氣功與武術。兩者，她說，都與如何塑造身體的經驗比較有關，而不是訓練身體從事競賽的。中國的國家並不在老百姓的健體設備上作任何投資。鄉村的居民 與流動的工人靠著做工得到運動。大部份的都市人則藉著傳統的方法來「養生」：太極拳、散步、蹓鳥、沾水在人行道上寫書法，等等，可以在公園與其他公共場所 免費進行的活動。人類學家馮珠娣（Judith Farquhar）與北京中醫大學教授張其成，幾年前指出來，這種溫和的體能與精神運動，產生安靜、與環境合一的氣氛，支持了政府所鍾愛的政治安靜主義。 除了少數的新貴可以負擔得起私人高爾夫球場與游泳俱樂部外，費力的體育競賽活動，屬於外交政策的領域，不是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西式的體育項目，是由二十世紀初的YMCA帶到中國來，以幫助中國的國際化。徐國琦在他解釋中國如何參與國際體育比賽的書裏，說了這個故事。在1950年 代，新的共產黨政府，摹仿其盟友蘇聯，建立起全國性的體育系統。其目的，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運動委員會（國家體委）說，是要「讓參與者得到更強健的體魄，意志力量，以服務社會主義，保衛祖國。」當時， 中國的體育外交僅限於蘇聯與東歐國家，以及所謂的「新 興力量運動會」，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50年代中葉就退出了奧林匹克比賽，以抗議對手政權，台灣，稱之為中華民國的參與。

徐與布朗奈爾的書裏都描述了國際奧會數十年來笨拙地處理兩個中國問題的故事。徐的分析乃是建立於他在國際奧會的檔案室的研究；布朗奈爾則是倚靠她與資深中 國奧運政治家，何振梁，的談話得來，何的自傳她也幫忙翻譯成英文（梁麗娟 著《何振梁與中國的奧林匹克夢》）。他們都訴說國際奧委會表面上宣稱不代表任何國家、國際奧會成員乃超出國家利益的不實說法，如何與PRC與ROC爭取合 法代表權的零和鬥爭相扞格。兩邊都宣稱自己乃是全中國的政府，而每一邊都在另外一邊參賽時，輪流杯葛奧運。

1952-1972年擔任國際奧會主席，美國人的艾弗利‧布倫達治（Avery Brundage），則在試圖讓兩個中國都一起參與，與讓兩國都不能參加的兩種方案之間游移不決。當他決定讓中華民國的奧委會改名字時，他得到了反共的美 國媒體的批評。加拿大政府在1976年拒絕發簽證，不讓中華民國的隊伍以自己的國旗參加蒙特婁奧運時，加拿大也被美國的政治人物猛烈地批評了一頓。但四年 後，美國的外交政策大轉彎，從認可台北變成認可北京時，華盛頓也照抄加拿大的辦法，拒絕讓中華民國的隊伍以自己的名字與旗幟參與普萊西湖冬季奧會。一直要 到1984年，兩個中國才一起參與了奧運會，兩邊都接受了1979年的國際奧會提案，台灣採用「中華台北」，放棄展示自己的國旗、國歌、徽章。這種所謂的 「奧運模式」接下來使用在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場合裏，讓台灣可以參與賽事，而且也將在今年八月，台灣代表隊到北京比賽時採用。

在毛澤東時代，表現傑出的運動員上的是軍隊經營的特殊學校。這個系統在文化大革命後恢復運作，也在1990年代的國際賽事裏，面臨了一連串禁藥的醜聞。這 個系統現在已經平民化了，但徐國琦報告，今日仍如過去一樣，體育人材的挑選與培育仍然是中央政府的主要工作項目。外界對於這些運動員的訓練方法、體能代價 都一無所知，雖然徐報導說，為了讓他們專心運動，運動員不准談戀愛，不准結婚，一直到男性二十八歲，女性二十六歲為止。布朗奈爾本人就是一位頂尖的田徑運 動員，曾經以交換學生的身份參與了1986年中國全國大學運動會，糾正了謠傳的體育機器人、基因工程法、與虐待兒童等說法。但她也確認，就像其他的作者一 樣，中國政府將其體育經費投入競賽體育之中，而不是社區體育。理由在於，體育在中國乃是國家大事，與大眾無關。2004年的雅典奧運，中國的金牌總數次於 美國，居於第二，它目前的目標就是在2008年成為全球金牌的冠軍國家。


II.

只有少數到北京的遊客才會看到－－但肯定的是大多數都會感覺到－－國家的壓迫力量，而這已經成了中國模式，其表現在於都會的大型建築物、社會畫一性、以及 國營的體育項目。在2007年7月，黑龍江省（佳木斯市）的公安逮捕了農民的維權人士，楊春林，因為他在一份「我們要人權，不要奧運」的請願書上收集了數 千個簽名。他被關起來刑求了八個月，然後被審判，得到了五年的刑期，罪名是「煽動覆國家政權罪」。呂耿松，一位以杭州為基地的異議作家，因為在網路上反對 官員貪腐，在2008年被判以四年徒刑，罪名與前者相同。吳立紅，是一位農民環保人士，就因為曝光江蘇省太湖的污染問題，在2007年被判刑三年，罪名是 莫須有的詐欺與勒索罪。

政府在過去兩年裏，為了確保奧運順利進行，加強鎮壓異議人士。以舊金山為基地的「對話基金會」說，這些被控以危及國家安全罪的案例在2007年達到八年來 的最高點。一小群中國的「維權」律師，敢於為這些政治異議份子在法庭上辯護的，受到公安的毆打、關押、威脅，這些事實在最近的人權觀察報告裏都有詳細的紀 錄。

中國政府似乎對於有外國聽眾的異議人士特別惡毒，好像是要提醒外國人，他們的不認同，於中國完全無關痛癢。最廣為人知的例子是胡佳與陳光誠。胡佳是一位愛 滋病工作者，以及網路博客作家，他在2008年4月在北京的法庭裏被判以三年半刑期，其罪名再一度，又是顛覆國家罪，就因為他的文章，包括他曾經寫的一封 公開信，題目是：「真中國與奧運」。他被逮捕前數個月，都被公安騷擾。有一度他甚至在YouTube上貼了一個很不吉利，但可笑的錄影帶，拍的是一群年輕 的便衣，在他的公寓門外抽煙、吃飯、剔牙。當胡的妻子出門辦事，他們故意推擠她，好像在高中校園裏欺凌弱小的大塊頭一樣。

當這些欺凌弱小的壞蛋，就是掌握國家大權的人時，一定特別嚇人。我曾經詢問維權人士，為什麼他們要冒這樣的危險。他們通常說，他們知道如何在國家法律許可 的範圍內行動。但對其中許多人，這場賭局最終還是贏不了，胡佳就是其中的例子。在他被逮捕後，他以固定姿勢被折磨了很久、睡眠也被剥奪。孔傑榮 （Jerome A. Cohen）與艾華（Eva Pils）觀察道：「對待反對意見的政治系統部份邏輯就是，不只是得懲罰反對的人，還必須打破他們的精神。」


而失明的婦女權利維權律師，陳光誠的案子，甚至更加離譜。陳光誠是一位講話安靜、三十出頭的自學律師，他在所居住的地方，山東的臨沂市附近的農村地區，為 鄉村被強迫墮貽與結紮婦女寫請願書。（中國的城市通常負責鄉村地區的行政）。他到北京與時代週刊記者見面後，回程時被綁架，並且被臨沂的公安帶回家，非法 軟禁了他。當他繼續為別人請願時，他被流氓毆打，然後被逮捕，罪名是－－對一個失明的人來說，簡其是刻意地荒謬可笑－－故意破壞財物罪、聚眾擾亂交通罪。 從北京來看他的辯護律師被強押下巴士，被毆打、並且被關押，無法參加他案子的開庭，結果他被判以四年三個月的有期徒刑。這個案子到了臨沂中等法院時，該法 院做了中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將此案發回沂南縣地方法院重審。但地方法院維持了原判，而陳現在在監獄裏服刑。

這樣的案子怎麼會發生在胡錦濤治下的現代中國？孟捷慕（James Mann）在他的書《中國幻想》（The China Fantasy） 裏指出，許多美國政客與生意人聲稱，他們相信中國的領袖，正在克服文化與社會的障礙，以建立法治與民主的社會。然而這個案子一定對於胡錦濤與溫「爺爺」家 寶（在最近的地震救災中，溫總理這樣對孩童自稱）相當熟悉，這個案子是如此讓人良心不安，以致於一個中級法庭都介入了，也是一個胡與溫假如願意，可以輕易 糾正的案子。

相反的，負責強逼陳光誠的官員卻升了官。這位官員，叫做李群，是一個現代中國仕途管道產生的標準產品，那就是曾經產生過胡錦鑄的共青團。好像今日的許多技 術官僚一樣，李群有廣泛的經驗，也有豐富的資歷。他在山東大學時研讀的是物理，並在共青團任職（副書記），在山東的小城裏當過市長，在山東黨校裏修習經濟 行政，也曾經領導一群山東黨員，在康迺迪克州的紐海文大學修習公共管理碩士課程，並且在西安的西北工業大學修習「管理工程」的博士學分。

在陳光誠的起訴過程中，李群是臨沂的市委書記。在中國，地方的共黨書記負責每件事－－公安、法院、媒體、市人民代表大會（一個名義上代表人民的橡皮圖 章）、人口計畫局、農業局、工業局、商業局，等等。李群當時也身兼市長、市人大常委、地方黨校的校長；他也是當地政府裏，所有有關法律、政治、家庭計畫、 宣傳等其他重要事務的協調委員會的主委，不然他就指派代表擔任這些職位。

這種中國各地普遍可見的模式－－有些學者稱之為「實質聯邦制」－－創造了中國可觀的經濟發展、環境災難與人權侵害。中國政府給地方官員完全的權力，並要他 們完成幾項優先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高度的經濟成長，配合中央指派的生育計畫數字，以及降低中國政府稱之為社會騷亂的事件，例如示威抗議，以及集體請 願的人數。如果有太多當地的民眾到北京上訪，將算成是地方政府的黑紀錄。根據2005年的人權觀察報告，地方官員為了讓紀錄維持乾淨，甚至派出「截訪員」 到北京，強制驅離地方到北京請願的公民。這些穿著得很體面的年輕人，站在上訪辦公室另外一頭的街道上，車門打開，等著綁架地方百姓、將他們架上車子，載回 地方接受勞改。這就是發生在陳光誠身上的事，他當時到北京去為了臨沂的婦女請願。

陳光誠的活動威脅到李群的兩個重要升官的紀錄：人口計畫與社會騷亂事件。當陳光誠未能從騷擾與毆打中學到教訓時，李群不是做出讓陳受起訴的動作，不然就是 影響他人做出這樣的動作。顯然，共黨的神秘人事管理部門，組織部，也贊同了他的做法：在2007年李群升官，成為山東省委宣傳部部長。


另外一個共青團的團友，則在最近的西藏動亂中，負責西藏所有的事務。張慶黎（很巧地，像李群一樣，他也是山東人）在到西藏之前，也在山東省擔任過鄉級與市 級的職位，後來到北京的共青團任職一段時間，接著在甘肅與新疆的省級單位任職。像李群一樣，張慶黎擁有各種學位資歷，並且在宣傳部門工作過一段時間。在 2005年下半年，他成為西藏自治區的黨委書記。

在那裏，張慶黎繼續推行從1996年以來已經開始施行的「愛國教育運動」第三輪多年計畫，要求西藏僧人與尼姑感謝祖國（意即中國）帶來現代化好處，並且譴 責達賴喇嘛的「分裂主義」。“人權觀察”亞洲部資深研究員史美琳（Mickey Spiegel）在《中國大躍進：我們的領導人如何解釋中國的壓迫》論文集裏，解釋了，在這種運動裏，黨官員如何接管佛寺，決定誰升級，出版什麼東西，每 日的宗教儀式如何進行。這一次，黨繼續收緊控制，在2007年7月公布了一道正式命令，宣稱未來任何喇嘛的轉世都必須經過政府的同意才屬合法。此乃延伸了 共黨已經在做的事。在1995年，黨違反了西藏宗教的程序，指名了一位班禪喇嘛，把另一位大部份藏人承認的靈童收押，並且讓他從公共場合消失。而黨還聲稱 有權利確認達賴喇嘛的轉世。這些喇嘛是藏傳佛教裏地位最崇高的喇嘛。但這份2007年推出的《轉世活佛管理辦法》，則把該原則加以延伸，將最低層次的轉世 喇嘛都納進來，變成整個藏傳佛教的領袖都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管束。

在愛國教育運動的過程中，張慶黎據稱曾經作出如下評語：「〔黨〕的中央委員會是藏人的真佛陀。」這種說法，對於大部份的漢人而言，並不是侮辱性的言論，因 為這種言論反映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念：宗教就是迷信，而少數民族文化就是落後的。他們相信，宗教與文化在其信仰者經歷現代化以後，就會自然消失。

然而另一方面，在藏人之間，這種反對他們宗教的運動，比起漢人所主導的破壞環境的經濟發展活動，更讓他們感到不滿。為了這個理由－－而且也利用奧運所引起 的國際關注－－年輕的僧人在紀念1959年起義的3月10日，在拉薩舉行了和平抗議。當抗議活動漫延開來，變得暴力時，張慶黎從北京的一項會議匆匆趕回西 藏自治區，以召開恢復秩序的黨代表與政府會議。他告訴會議上的人，「達賴（中國官員不會給他們的敵人尊崇的「喇嘛」稱呼）是批著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惡 魔；我們與達賴集團在進行血與火的激烈戰鬥，是敵我之間的生死決鬥。」接下來發生的暴力鎮壓，顯示的諸多事項之一是，人民武裝警察的失敗，他們無能掌握群 眾控制的技巧，而此技巧是自從將近二十年前的天安門廣場事件發生以來，他們理論上應該學習的主要課程。

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張的仕途會因為漢藏關係轉壞而受到不良的影響。畢竟，中國的最高領導人物，胡錦濤，有一部份也是因為1989年在拉薩實施軍事戒嚴，而在 1992年成為接班人。中國政府公開獎勵那些展現強硬立場的幹部，因為它希望人民瞭解政府決心掌握控制權。


在某些政治系統裏，李群升級為省級的宣傳部部長，也許會算成一種束之高閣的權力架空。在中國不是如此：宣傳在中國的黨國制度裏，是最重要的領域之一。就是 因為文宣工作的成功，（再加上適時的鎮壓），黨才能得到公眾的廣泛而深層認同。就像安瑪莉‧布拉迪（Ann-Marie Brady）在她傑出的研究中，揭露這個中國最核心、卻又往往隱而未見的系統，中國媒體表面上看起來很多元，卻隱藏了一個高層級的北京黨組織，稱之為中央 宣傳部的機構，其意志橫跨媒體、教育、娛樂等層面－－還有體育。布拉迪揭露這個部門機構，乃是由各種文娛活動，從書店、卡拉OK酒吧、高爾夫球場、保齡球 館等，付出3%的稅款維持的，因為這些民間企業都屬於它所管轄的範圍；而它使用這筆基金的一部份來支持黨與軍隊的出版物、鄉村的書店、文學獎、社會科學研 究等等。她並沒有說明北京奧組委是否也要繳這種稅，有可能，因為體育亦歸屬於宣傳系統的控制之中。

布拉迪揭露，中國的中宣部官員們，早就研習了華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與愛德華‧伯納斯（Edward Bernays）的「製造共識」理論，而且還從諾姆‧杭斯基（Noam Chomsky）這種媒體批評者那裏學習，而且－－雖然她並未言明其中最大的諷刺性－－還摹仿西方狗仔八卦的流行新聞願景大師，如魯伯特‧默多克 （Rupert Murdoch）。他們知道，一定程度的多元化與爭議性，可以讓政府所禁止的議題隱然不見，消失於討論場域之外；如何點名、煽動特定的不方便的事實，可以 讓這些事實變成黨想要呈現的樣子。而其中最有效的工具，是中國傳統的發明，而不是西方的舶來品：一種「你知道我的意思」的規範方式，允許實驗、容忍歧異， 然後再針對不特定對象進行秋後算帳。


八月時外國旅客在北京所見到的各種創意，對於黨的控制並不造成威脅，它反而讓黨更方便進行控制。生動活潑的藝術展與音樂會、色彩鮮明的書報攤、人群擁擠的 書店、時尚的衣著、實驗性的舞蹈、有創意的建築物、性感的廣告、猖獗的消費主義、豪華的宅邸、滿街的便宜貨、甚至是範圍寬廣的學術調查：這個受到輕微審查 的自由區，並不是什麼相反之物，而是政治邊疆上，與永遠鎮壓連在一起的孿生子：在政治的邊疆上，那些少數堅持測試政府界線的異議份子，將因此被排擠到文化 的邊緣，受到大眾的忽視。就是在此層意義上，充滿活力的中國新藝術捕捉到西方買主的想像力，以它們圖像式的諷刺性與犬儒主義、對歷史的反駁、超脫世俗的姿 態、喜愛特技的特色，對於在位者而言，不是一種這些藝術品往往自許的、對權力的挑戰。比較接近的真相的是，它是一種中國政府、藝術家與其觀眾之間共享的秘 密笑話－－是一份新社會契約的一部份，放任小孩玩耍，只要還是大人在處理家裏的大事。

布拉迪議論道，這種成熟的文化計畫最終結果，與西方的大眾媒體並無不同：在中國造成的結果就是，沒有人在討論真正重要的事。好像美國的電視觀眾與小報讀 者，震驚於麥莉塞洛斯（Miley Cyrus）的照片、或著迷於是否應該在夏季的旅遊旺季取消聯邦汽油稅一樣，中國的讀者覺得他們生活在一個充滿自由的環境裏。不同點在於，即使是那些受到 媒體鼓勵而如此做的人，也沒有辦法入那些決定影響社會大事的少數人所壟斷的小圈圈。



III.


北京奧運一直就是這種策略特意的一部份－－布拉迪稱之為「大眾分心運動」。《擁有奧運：新中國的言說》是一本西方媒體專家，分析北京如何「抓住平台」、塑 造空間，並且「控制論述」的不情願欣賞之作。主題就是，奧運如何重新定義公民－－不只是中國公民，也是外國公民－－為一種消費制度，讓他們的公共生活去政 治化，而這一點就是中國後毛時代的宣傳策略。

確實，北京奧運標示的是中國官僚已經完全掌握行銷的技巧。根據徐國琦的說法，「北京奧組委希望透過商品化、廠商贊助、與其他商業活動，讓中國的商標 （logo）大致上得以支付奧運的費用。」（這個願望也許已經失敗，因為許多中國本地的評論者都注意到奧運的費用不斷上升。）獲得受權的廠商已經賣出了無 可計數代表五個奧運吉祥物的娃娃、鑰匙圈、T恤、「帥奇」（Swatch）手錶、裁紙器、電話機，這些吉祥物極為甜美，充滿象徵意義，並且擁有可愛的名 字，福娃。官方的奧運商標，一個在紅色背景跑步的長條人物，也充滿了各種意義：在跑步的人不只正在贏得比賽，而且也揮手表達歡迎；他的身體的形狀代表中國 字「京」，意即北京；而紅色的背景則形似中國傳統上用來在文件、畫作上簽名的印章。

確定的是，奧運並未如其規劃者所計畫的那樣展開。北京在1993年提出主辦2000年奧運會的申請時，被澳洲擊敗的部份理由就是人權的因素（雖然秦家驄在 《中國大躍進》中暗示，那是因為雪梨市行賄奧委會的結果）。不清楚的是北京是否在第二次申奧時，作出清楚的改善人權承諾。譚競嫦（Sharon K. Hom）注意到，雖然外界提出數次請求，北京市的主辦合約從來未曾公諸於世。布拉迪說，外國的公關顧問公司，曾經忠告中國的官員在申奧申請書裏，提出人權 一項，而布朗奈爾揭露，中國的官員曾在非常高的副總理層級裏辯論是否應該這樣做，而在最後決定把這種說法維持非正式的形式。這也許解釋了北京申奧委員會副 主席劉敬民的一個評語－－常常被批評家引用的－－他說，允許北京主辦奧運，將會「幫助人權的發展」。不論人權是否被如此明白地包括在內，北京肯定作出了它 不願實現的承諾。《中國大躍進》一書紀錄了2002年提出的北京奧運行動計畫提出的四項目標的失敗：綠色奧運、高科技奧運、自由與開放的奧運、人民的奧 運。即使是奧運的標誌都引起諷刺的漫畫，其中包括一幅紅色的跑步者變成被槍決的流血受難者。


讓中國在2008奧運感到尷尬的運動，就像奧運的籌備工作一樣，已經進行多年。2001年國際奧會一宣布北京被賞以主辦奧運的權利，人權倡議者，不但不呼 籲杯葛，反而開始計畫利用這個事件，加高對中國政府施加的壓力。「人權觀察」與「中國人權」 兩個組織設立了專門的網站，追踪北京奧組委是否未能達成他們的承諾。（我是前一個組織的亞洲顧問，以及後一個組織的共同主持人）。「保護記者委員會」發表 了一連串的報告，指出中國違反媒體自由之處。國際特赦組織的「奧運倒數」系列，追踪奧運前兩年各種違反人權的事件。「中國維權人士」發表了一系列「奧運觀 察」的新聞稿。「拯救達佛」運動與其分枝「達佛夢想」機構，則對中國施壓，希望中國透過北京與喀土木政權的關係，處理達佛問題。這些人權團體最近都參與了 奧運火炬路線的抗議活動，與穿著藍白運動衣的中國聖火護衛隊、來自人民武警大學的學生，產生衝突。

當然，這些也都是文宣（propaganda）－－人權團體喜歡稱之為「主張」（advocacy）；但就為了同樣的理由，讓外界感到迷惑的是，為什麼中 國的領導人與國際奧委會會認為他們可以開個派對，慶祝中國的成就，沒有人敢提出中國的缺點，並且得到勝利成功？為什麼中國把自己的臉擺出來，等著被掌摑？ 為什麼國際奧會幫助他們這樣做？顯然兩方都被自己的奉承話給迷惑了，相信體育就僅僅是體育而已。

到了最後，這個錯誤計算，無關緊要。在中國領導人的現實政策分析之中，他們過去曾經在天安門事件後，瞪退了西方人權團體的壓力，在1994年擊敗了比爾‧ 柯林頓的「人權條件說」、克服了天安門事件後的西方制裁措施，還與別的違反人權國家結盟，讓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失去了牙齒，並且讓西方的批評變成一種政府對 政府的閉門「人權對話」，與「私人外交」管道，不用再懼怕西方採取真正的行動。而西方對中國的經濟倚賴日深，抵制奧運－－甚至任何有效的抵制活動－－都已 經變成不可能的事情。


在國內，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得到西方的認同，它也可以決利用西方的不認同，將其批評操弄成一種對於國家尊嚴的攻擊。這種官方的態度，在陳光誠的迫害者，李群 的一本書中表達的很好，這本書出版於2004年，遠在奧運爭議升高之前。李群在紐海文大學研讀其間，他在市長狄史泰法諾二世（John DeStefano Jr.）的辦公室裏當助理，他回國後出版了一本書，標題是令人難忘的《我在美國當市長助理》。他描述在美國的功課是一種「政治考試」，證實了他對於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李寫道：「大部份的美國人都中國都很友善，雖然他們不瞭解中國。但一小群政客，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幟，不斷地以他們的標準批評我 們，扭曲事實，干涉我們的內政。他們真正的目的，並不是在保護所謂的人權，而是利用這個前提來影響並且限制中國健康的經濟發展，防止中國的財富與權力擴 張，威脅他們的世界霸權地位。」

我們沒有理由懷疑李群的感覺乃是不真誠的，雖然這些想法非常陳腔濫調，也沒有理由懷疑他的想法能夠代表許多中國人意見的程度－－不管是中國國內與海外都一 樣。真的來到美國，看到美國如何運作，不一定就會動搖中國官員、留學生的對他們國家做事方法的信念。更驚人的，而且一般而言對大家都好的，數以萬計的中國 留學生從西方返國，在學院、媒體、商場與其他部門扮演了心甘情願的角色，接受黨的統治，接受黨的國家計畫。

因此，並不是中國日漸成長的軍事與經濟力量，讓它愈來愈不受到人權團體的批評的影響，這往往倚賴的是它是否在乎它的國際聲望。也許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成 功地形塑了公眾對於這種批評的反應，因此反而受到了保護。確實，該政權最危險的時刻，是因為西方的批評而讓步，而不是受到西方的批評。對它而言，最重要的 觀眾，並不是美國人或歐洲人，而是中國人與第三世界的人民。即使是主要的奧運贊助商－－通用電氣（GE）、可口可樂、柯達、麥當勞、Visa、以及其他七 家美國與外國的公司，是國際消費者眼中的主要玩家－－都已經決定堅苦忍受不可避免的打擊，以保護他們在中國的長期利益。這是一個幾乎無法想像的超大市場， 也是一個記憶力極佳的市場。公開惡棍名字，讓他感到丟臉，對於倚賴西方的國家是有效的，但中國已經不再是這樣一個國家。

徐國琦提出，奧運也許會是改變中國政權的主要因素，就像1988年的索爾奧運一樣，為南韓帶來民主化的過程。確實，中國今年遭逢了一些中國人視為上天預警 的徵兆：數個城市封閉的雪災、西藏的不穩定、四川的大地震。中國的領導人也肯定對這些挑戰作出反應，其方式好似他們的統治極為脆弱的樣子。然而每一次成熟 的危機處理，與高明的媒體包裝，已經給中國政府贏得了廣泛的公眾支持。即使是八月再發生意料之外的事件－－也是各個國安單位長期以來一直努力預防的－－可 能的結果將是，強化該政權本來就已經很強大的政權掌握。有自信又毫無悔意的新中國，現在正在舞台上邁著大步。這個新中國的性格，似乎很合傳言中的未來接班 人，可能在2012年接下胡錦濤的職位，現在為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強而有力的性格。

這就是現代中國。這不是四十年前，李查尼克森寫著：我們不應該讓中國「永遠處於國家的大家庭之外，讓它在那裏培養自己的幻覺，增長自己的恨意，威脅著自己 的鄰居，」然後開啟了我們與中國的交涉之路時，我們所想像它會變成的樣子。我們這些年來都好奇著、懷疑著中國是否會現代化，是否會西化，是否會變得有文明 有禮貌，我們都問錯了問題，辨認了錯誤的目標。我們所得到的中國，是又驕傲又憎恨，又開放又封閉，像我們又不像我們。我們用完了我們的三個願望，我們必須 接受我們所得到的成果。曾經一度的亞洲病夫，現在享有極佳的健康－－這就是北京奧運想要表達的訊息，也表達了許多它不想明言的其他東西。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他是《東亞人如何看民主制度》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一書的合著者。